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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有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绫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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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