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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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于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的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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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