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诫子书】

正如皇帝登基继位要讲究名正言顺一样，每个朝代在兴替之初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正统，也就是合法性问题。

比如汉高祖皇帝原本只是一个亭长，比六国贵族不知低贱了多少，凭什么最后是他坐天下？又凭什么是刘氏世世代代为天子而不会轮到别人？

当然，普通的底层黎庶是不会考虑这些事的，他们在乎的只是皇帝与臣子能不能让他们太平安生的过日子，但他们也需要一个永永尊奉刘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个国家首要的还是知识分子，越聪明的知识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难说服，所以在汉代建国之初，刘氏就一直在急于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用来解释上述的两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只要一直存在，刘氏的皇位就不能说是万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所提出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刘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刘氏受命于天，治理万民的合法性问题。

那个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将先秦传统儒家学说与法家刑名之术、阴阳家思想结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所谓的新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里面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经学也由此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思想，从此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

但是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今文经学自身开始出现偏离了经文微言大义的道路，变得繁复而空洞，已经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论需要。已经渐成气候的古文经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经的都是关西士族、通习今文经的则是关东士族，古文经学之争，由此也演变成了关东关西两方政治集团与学阀的较量。

这一争，便是两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