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惇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炀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