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粮食税不能完全连免三年，也是考虑到关东地区官仓里存粮也很少了，连续完全不收的话，当地的官员粮俸和驻军军粮都会出现困难。

而且粮食又沉重，消耗量巨大，都从后方益州荆州运过来，哪怕有了南阳运河和讨虏渠，可毕竟几千里的水路路程摆在那儿呢，至少一两倍的损耗，划不来。

所以，宁可从今算起、第三年就在关东恢复征粮。可以以后收成天气不好的时候，再间隔留一年免征，只要别好几年连在一起免征，朝廷的行政系统就能扛住。

至于“连续几年减半征、按比例减征”这种馊主意，李素是不会给刘备出的，就算李素这么拍脑门，以刘巴的智商也肯定会劝谏。

这个逻辑现代人或许难以理解，但汉末的古人非常理解——征税是需要成本的，官员、税吏、兵丁，一层层人手动员下去催缴，收一半是那么多成本，收全部差不多也是那么多成本，高不了多少。

所以，既然收了就收足，要不就干脆一整年某块税源直接砍掉。

别搞半吊子，花两次征税成本、却只征上来一次的量，这不受二茬罪么。

……

当然了，即使是设计到如此微妙的征收减免、体恤百姓。

可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力和经济建设水平没跟上的话，搁大汉朝十几年前的旧国情、这样的减免比例，就几乎相当于一切全免了，朝廷肯定会难以运作维持。

但对章武六年的大汉来说，所有人头计税的税赋徭役全免，还不至于彻底伤筋动骨。因为一切工商税都是不免的，照征不误。

这一切，都要感谢朝廷在统一天下之前，已经在关中和南方发展了最多十二年之久的工商业。

早在章武四年，当时的光复区一年的工商税总额就可以达到四五十亿钱。

竟能超过按平价计算的田赋和户调，仅仅只是低于全国百姓每年的徭役折算工价。

（注：但因为战乱连年、灾荒依然频发，所以实际上工商税费总额的购买力依然是低于全国田赋的。这个理论值是按照一石稻米折算三百钱来统计的，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米价多年普遍高于三百钱一石，拿着工商税征来的钱，在荒年和战争年买不到那么多米）

章武五年工商税比章武四年时又稳步略微有升，全国工商税费五十多亿。

到了章武六年，因为关东五州的士绅豪强也可以被征工商税了，哪怕他们已经比较贫穷，商业不发达，多少也能找补一些。初步统计下来，今年预期能收到六七十亿的工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