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家族想要复兴的责任，这原本都是邵鸿恺坚定不移的信念。少年像个旁观者一般冷眼看过父亲出尽洋相还洋洋自得，母亲遭人耻笑却不自知。那些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将来我一定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成为陈大官那样的人，做哪种生意都赚个盆满钵满，出门连洋人见到都要给面子赔笑脸，到哪都有人毕恭毕敬如迎财神。

可他越长大，越观察周围的世界就越怀疑自己的初衷，在一个督军走马换花，政府改弦易辙的时代，仅仅是成为陈大官那样的买办巨贾就够了吗？

他不是没见识过本地的富贵荣华，一座学校，同学分三六九等，各有各玩，邵鸿恺不结交无用之人，他来往的都是绅士名流子女。山上富人区欧式建筑里的宴会，他跟着参加过几次。可就在那样的场合，他亲眼目睹过，前一刻还倨傲自矜宛若领主巡视领地的太平绅士，下一刻就携夫人亲自到门口迎接港督府来宾，而那个来宾，往往不过是随侍的一名普通英国军官。

邵鸿恺看得很清楚，在这块殖民地上，英国人看华人总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居高临下，而华人看英国人内心也未必真有那么卑躬屈膝，而是现实中总有各种原因让他们身不由己需对这些“鬼佬”笑脸相迎：比如生意往来，比如贸易关卡，比如对西洋人代表的文明秩序的认可与向往，比如对港督政府和尖兵利炮的畏惧；而一旦需要，华人之间又会各自联合，给港府施压，让不知深浅的英国人吃瘪，这么多年下来，各有输赢，维持的固然是表面太平，暗地里却风起云涌，斗智斗勇。

与此同时，通过这边许多国内外报纸，邵鸿恺又读到一个与截然不同的中国。

他是邵家大少爷，对省城大户人家之间的交际从小熟稔于心。那是几十年如一日，任外头如何风吹草动，内里自有乾坤不变的。对大户人家来说，最大的惊恐无非来自兵祸和重税两样，兵祸能躲，重税能逃，苛政之下，这些人总有脱身之道。其余种种对他们而言，都是于己无关的，就连四牌楼那有青壮男子出门喝茶被抓了做壮丁，或是东山口吊犯人死尸示众一类的消息，也不过引起太太们牌桌上几声叹息而已。

可待他人在香港，却在各种铅印文字上，读到离这千里之遥的中国境况：故都北京政界热闹非凡，内阁议会轮番上场，新成员走马观花尚未为人所知，又有总理新人选开始亮相；各国银行团经过磋商又向政府借款多少万英镑，而这笔善后大借款还没料理清楚，大皇帝袁世凯却走到尽头。明明前几日的报纸还在讥讽北洋政府的国会犹如闹市私贩聚集，各谋其利，过几日却又有大幅报道，讲辫子军在一个叫张勋的人带领下进京搞复辟，小皇帝的龙庭没坐稳，没过多久，又让人轰下了台。

乱哄哄，闹纷纷，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个时代，说到底还是承载了美好的想象，而作为身处这一时代的普通年轻人，邵鸿恺却感到真实的彷徨而迷惘。

时代不同了。

那么，就算做到陈大官那样的人又如何？

就算能在政府与官员，督军与将领的更迭间见缝插针，趁乱捞钱又如何？满纸时事报道都充斥着“没钱”两个字，在国家千疮百孔的前提下，个人的暴富能维持多久呢？

何况，现如今早已不是嘉庆年间十三行称霸世界贸易的年代，祖辈们那些白手起家的传说早已无法在当下革故鼎新的洪潮中被复制，他如果想成为一方人物，只能另辟蹊径。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入港大后转学法律，这时候他也不再拘泥于留不留洋这个问题，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朝他悄然打开，他申请到去美利坚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国际法的资格，他已决心要走上一条与父辈从商截然不同的路，而在此之前，他需要完成一件事。

他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大笔经济支持。

为此他重回省城，默许表姨妈为他奔走，他甚至穿上他的定制西服，一次又一次前往陈公馆。此时他早年入皇仁书院的经历没有白费，这成为他进入陈公馆的凭证，他成为陈廉伯在皇仁学院的“校友仔”，由此得以出入陈氏兄弟组织的荔湾俱乐部。他本就相貌英俊，出身名门，名校毕业，前程无量，有一次次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历练出来的知情识趣，一时间竟比他母亲要受欢迎得多。

他回省城已快三个月，但他一直没告诉苏锦瑞。

邵鸿恺自问不是表姨夫那样薄恩寡义的人，相反，他很念旧。他经常想起苏锦瑞，想起他们一起成长的岁月，想起苏家后花园小洋房上涡卷式牌匾山花墙，想起那里种满金桂飘来的甜香。想起两人缩在雕花木板间隔起来的暖阁内，盖一床锦被，偷看过刊印粗糙的《封神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