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算过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娘家的生意,回归家庭。就在这个时候,二战爆发了,两年多后,美国参战。各种战时政策,做生意又变得艰难。她不能在那样的时候退出,就继续做下去。打仗的时候,家具几乎卖不动了。但因为原材料囤积充足,他们把重点改成实用的工装布料、背包等方面,甚至还接到了政府的订单。

“等到战争结束,弟弟和我说,姐姐,我们好机会到来了,亚洲、欧洲,有那么多的房子需要重建,有那么多人需要重新买家具。我去开拓亚欧市场,总公司这里就靠姐姐你了。我说,不好意思,弟弟,我要回家做主妇了。我的老公和孩子们需要我。”

不顾弟弟的强留,杜晓曼在公司又待了差不多一年,就放开了所有的事务,回到家中做主妇。

她的大女儿快要中学毕业选择大学了,儿子刚进中学,李昉的研究方向是量子物理学,在二战后非常热门,李昉变得更加忙碌。

“我那时每天早上很早起床,亲自给他们准备早餐,送他们离开。一整天要考虑的事情就是,今天客厅和卧室插什么颜色的鲜花,窗帘、沙发套和床单是否需要更换,花园是否要打理,晚餐的餐单是什么,适合用哪套餐具,搭配什么样的餐巾和桌布……他们的衣服也是我亲手熨的。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用餐时,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由于研究课题的原因,李昉频频接到各地演讲、访问的邀约。这些年,杜家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捐出资金和物资,国内对杜家及杜晓曼李昉夫妇也有关注,建国后,更辗转表达欢迎他们回国。

杜晓曼从出生时就在海外,一直没有回国过,所以她很想回去。但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种种政治因素,回国并不是太容易。杜晓曼的女儿大学正要毕业,儿子快要中学毕业,她想等孩子们都学业有成后再回去。

一位同是华裔的戴教授经常因为这件事拜访他们家,戴教授有个女儿,比杜晓曼的女儿只大了一岁,常和父亲一起过来。

“她喊我杜姨,很喜欢吃我做的菜。她过生日时,我还送给过她裙子。我怎么也想不到……”

某一天,杜晓曼去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弟妹,回来后,李昉对杜晓曼说,某个女佣在工作时间酗酒,打碎了一件很珍贵的斗彩花瓶,被他辞退了。杜晓曼没多说什么。过了几天,这个女佣托人来说,被辞退后,她找不到好工作,能不能请杜晓曼给她写一封推荐信。

这个女佣在杜晓曼家里做了蛮久,手脚很麻利,杜晓曼一直挺满意她。花瓶碎了,反正也黏不回来了。她就写了这封推荐信。不久后,女佣又托人问,能不能见杜晓曼一面,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

在某咖啡馆内,女佣对杜晓曼说:“夫人,我要告诉您一件事,那位戴小姐,在您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到您家来。”

“我当时还呆头呆脑地回答,我知道呀,她和我女儿芮儿是好朋友。然后女佣说……”

女佣说:“不,她和您丈夫才真的好。她经常穿着您的睡衣,和您丈夫一起在你们的大床上。”

杜晓曼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丈夫竟会做出这种事。

女佣说,李昉和戴妍两人很早就开始调情了,因为这个女佣英文不好,所以两人不太防备她。

“但那种骚浪样子,我只要不瞎,就能看得出来。先生发现我知道了,就给我钱,让我不要说出去。”女佣非常坦率地告诉杜晓曼,“我的孩子要读书,我也需要时常喝一杯解解闷,所以我没拒绝这笔钱。”

李昉和戴妍一开始是偷偷摸摸地出去开房间,后来大概是感情越浓稠,越需要刺激,就发展到家里。

至于那个大花瓶,根本也不是女佣打碎的,而是女佣开价越来越高,和李昉谈崩了,李昉一怒之下砸碎的。

女佣更加坦率地告诉杜晓曼:“我之所以提价,是因为我发现了您的丈夫正在秘密找律师,商量怎么得到房子和财产。您先生和戴小姐上完床后聊天,以为我听不懂,但是我听懂了。戴小姐非常喜欢您的房子和您的那些衣服。戴小姐的父亲和您先生的同事们全部都支持他。为他们两个出谋划策。他们还商量以后把卧室刷成米白色,戴小姐要买一套粉色的梳妆台。我还弄到了一张离婚条款的拟定本。”

拿到那张离婚条款,杜晓曼崩溃了,她回到家里,质问李昉。李昉很爽快就承认了。

“他说,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思想和心灵从来无法沟通,这么多年的婚姻,实在是维系得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