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眼前一亮，立时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维艰的原因。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经学当真走到穷途末路了？”

“的确走到穷途末路了。”李玮说道，“自大儒董仲舒创立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新儒学以来，经学各派历尽争论，先有孝宣皇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之议，后有孝章皇帝的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之议，最后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经学各派求同存异，互相协调，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学的结合，经学各派随即由纷争走向统一，而‘三纲五常’也在神学的华丽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经学理论法典《白虎通义》。”

“朝廷以皇权的力量结束了经学内部的矛盾与纷争，经学就此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儒学从子学演变为经学，又从经学堕落为神学，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新经学、今古文经学，三家在注经的时候都用谶纬，由此可见经学衰落到了何种地步。谶纬之学流传了三百多年，已经从骨子里渗进了经学各派，要想彻底根除神学对经学的侵蚀，没有外部竞争的动力，没有新兴学术的援助，没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儒学面临的挑战还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础是名教之治，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包含忠、孝、仁、义、礼、信等教条。这些名教经过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后，又添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成分，并发展成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这使得新儒学带上了浓厚的宗教神学伦理道德观，遭到了历代大儒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学的至尊地位因此受到动摇，接着它又遭到了两次党锢之祸，这给了奉儒家学说为圭臬的儒士们以沉重打击，马融、蔡邕、郑玄、许劭等大儒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求助于道家学说，以黄老之学注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学说解释儒家名教，试图援道入儒，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论证，极力挽救和重振儒学。”

“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西凉边章韩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进京、祸乱社稷，从初平年间开始，袁绍、刘表、曹操等人又互相混战，这些人表面上高唱着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篡夺社稷的工具，肆意践踏和亵渎儒家的礼法名教，传承数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无法维持天下的稳定，保护社稷江山，儒学随即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们也因此悲观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儒学已经衰落、凋零，正在像马融等大儒一样积极寻求挽救和振兴儒学之道。”

“儒学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而解决儒学危机的办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黄老之学改良经学，抛弃经学中腐朽的伦理道德观，恢复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尊崇地位，从而让儒学重新焕发青春，重新发挥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担起振兴大汉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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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吟良久，担忧地说道：“儒道两家的学说，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主张仁义，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无为立论，主张道法自然，万物自然化生，其治国理念则表现为清静无为。这两家学说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吗？”

李玮想了一下，缓缓说道：“儒学与道学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确不同，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两者观点上又有很多近似之处，尤其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黄帝四经》和儒学在治国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补，彼此并不矛盾。”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情欲，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等各派之长。（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这一点务必重要。）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并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发挥，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要强行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更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这种“无为”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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