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丞相蔡邕大人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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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长公主为此书告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辨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长公主犹豫不决，无从取舍。丞相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李玮、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太傅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大司马大将军李弘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李弘、鲜于辅、徐荣、张燕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经文，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经文和理解经文是两回事，理解了经文，掌握了经文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鲜于辅、徐荣、张燕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经文，在晋阳大学堂里学了很多治国之术，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李玮、谢明、田畴、田豫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内、外朝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经文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学的是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后来郑玄到了北疆后，他们开始学习“新经”，曾在邯郸、晋阳大学堂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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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在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