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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信是由皇甫嵩书写的，四位大人都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信。现在长安朝廷由这四位大臣共同主持国事，也就是说，这封信其实代表了长安朝廷的全部意见。

目前李傕等西凉叛将紧握兵权，而韩遂、马腾从稳定和发展西凉出发，与李傕等人的结盟非常牢固，短期内想发动第三次兵变，困难非常大。皇甫嵩认为，既然无法迅速分裂叛军内部，解救天子，那么，等一等也无妨。

从这三年多的风风雨雨来看，即使现在勤王成功，把天子救出来了，也无法迅速振兴社稷。一是因为袁绍已经占据关东，他倚仗周边几个富裕郡县的支持，实力会得到迅猛增长，他打算如何振兴社稷，将直接关系到大汉的命运。二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改制之策。不改制，不修订国策，汉祚终究难以延续。

袁绍实力的增长，导致我们振兴社稷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他在洛阳重建皇统，我们的处境将非常艰难。袁绍的振兴之策到底是什么？他会不会重建皇统？他会不会冒着社稷崩塌的危险和我们抗衡到底？袁绍有没有可能改弦易辙，转而尊奉当今天子，以天下苍生为念，迅速稳定社稷？

在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选择和依靠就是李弘了。

要依靠李弘的武力拯救社稷，有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急需解决。一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增加河北的实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河北各地实施新政。如果我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改制措施不能让河北强大起来，那我们这个改制就失败了，将来也无法振兴社稷。

任何新政的实施和推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的阻力，所以我们要想让改制之策得以顺利实施，最关键的就是要取得李弘和北疆众多武人的支持。仅有一个李弘支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得到代表各种势力的北疆众多武人的支持。这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要想拯救社稷就需要武人征战天下，就需要让这些武人走上朝堂，和我们齐心同力，和我们共掌权柄。

司徒王允大人发动的第一次长安兵变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他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李弘。他担心我招抚了西凉诸将后夺走了他的权柄，他更担心李弘进入关中后象董卓一样挟持天子和朝廷。司徒大人和众多朝中大臣固执地认为士人就应该主掌权柄，武人就应该是他们手中的一把刀，为他们征战天下。这种可笑而愚蠢的观点最终把他们送上了死亡之路。天下已经变了，他们竟然还这样短视，还不能迅速做出策略上的调整，还依旧抱着陈腐的观念治理天下，这天下岂能不亡？

董卓失败的原因和王允一模一样。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董卓真得很可怜，很可悲。他是一个武人，但他和士人一样，固执地认为武人就是士人手中的刀，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葬送了自己。他进洛阳后，那些追随他征战几十年的老部下，最大的官也就是个统军的中郎将，而没有一个人被他提拔为将军，走上朝堂和士人一样参予国政，共理国事。

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高祖皇帝、光武皇帝当年都把武人完全排斥在朝堂之外，严禁武人染指权柄，他们能打下江山，能中兴大汉吗？

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假如董卓主政的时候，朝堂上有许多武人和士人一起共理国事，董卓还会那么倚重和迁就士人吗？董卓会实施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亡国之策吗？董卓会把社稷摧毁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假如司徒王允大人愿意和武人共理国事，愿意让我、李弘、甚至李傕等西凉诸将走上朝堂，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稳定和振兴社稷而努力，今天大汉的形势会变得这样险恶吗？

武人必须要走进朝堂，必须要和士人共掌权柄，这是目前拯救社稷的唯一办法。

你们也许和王允大人，还有朝中众多大臣的想法一样，认为李弘将来会和董卓一样，骄恣枉法，危害社稷，甚至走上篡立之路，但你们想过没有，本朝高皇帝、孝文、孝景、孝武皇帝时期，朝堂上都是由武人和士人主掌权柄，很多时候甚至由武人出身的重臣主掌国事，辅佐幼帝，试问，有几个武人曾经阴谋篡立？相反，本朝几百年来，骄纵不法，图谋不轨的，除了外戚和奸阉，就是士人，而许多外戚，本来就是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