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刚才的聊天已经充分打消了扎克伯格的成见，让扎克伯格在意识形态上不再“中二”坚持，恢复到了“基础科研的钱投在什么国家并没有质的区别”这层认识上。扎克伯格只是不急着改变现状，而非对现状完全满意。

顾莫杰不太适合当说客，但不管怎么说，他想再拿出最后最有力的一个筹码，推一把。

顾莫杰换了个循循善诱的语气，一点点从旁支渗透：“马克，你也是搞高科技创业的，专利法应该懂一点吧。”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没有丝毫犹豫，“不过我没空和你讨论专利法，请你直入主题。”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新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式的疾病诊疗方法’不能申请专利，这点常识你肯定也知道。”

扎克伯格鼻孔一翻：“那是因为‘疾病的诊疗方法’不具备专利技术的可移植性和可复制性：诊疗是要对症下药，视病人情况而定；没法千篇一律标准化，当然不能申请专利了——你可以继续。”

顾莫杰点点头：“好，既然这些你都知道，我要说的例子也就容易理解了。下面我准备说一个我身边遇到的案例。那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初音集团，刚刚把手机卖到菲律宾去。我手下掌管外贸业务的负责人，费政清先生，认识了菲律宾第二大电信运营商、sart电信的一位高管，名叫阿方索·阿斯图利亚斯；典型的西班牙裔，旧殖民权贵家族出身。在一次闲聊当中，这位阿斯图利亚斯告诉了费政清一些他个人的真实经历，说他两年前差点就死了一次……”

“喔？”扎克伯格身子前倾了一点，显然被这个身边的故事吸引了过去。

“阿斯图利亚斯先生说，两年前他被查出重症的肝肾胰多脏器衰竭，在菲律宾这种小国当然是无药可治。但是他家财万贯，作为一个菲律宾人，当然是第一时间飞到‘美爹’这儿来求救了。后来各大长老会医院、麻省总院、克里夫兰医学中心，都求救了一圈，检查结果是：现有脏器移植用的排异压制药物，会产生严重的互斥。帮助移植肝、胰的防排异药物，会让他更急性地肾衰，而防肾移植排异的药物，也会让肝脏解毒功能过载急衰。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他回家等死。”

“那他怎么活下来的？”扎克伯格更奇怪了。

“后来，美科院医学部的一位院士，巴本·卡耐基先生看他可怜，问他：想不想活下去？愿不愿意冒险，死马当活马医？阿斯图利亚斯当然说‘想’。巴本卡耐基就告诉他：‘你到中国去，找一个叫郑树森的教授。如果他也救不了你，地球上就没人救得了你了’。”

“这不可能！中国的医学怎么会比美国发达！”扎克伯格听到这里直接就跳起来了，“亏我听得这么认真，原来耍我呢！你这个bixch！”

顾莫杰一副智珠在握的样子，嘲讽地笑笑，对扎克伯格的暴走丝毫不以为意：

“稍安勿躁——怎么就不可能了。人类历史上首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谁完成的？难道是美国人么？历史书上明明白白写了，是南非医生完成的——虽然那个南非医生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混得不得志、移民到南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在肝肾胰三器官一次性联合移植这个细分领域，比欧美更先进呢？”

“那不一样！那还不是因为美国有fda那个傻叉祸国殃民，好药新药都要实验验证好多年才允许投入临床……你……你是说，刚才那个郑教授的例子，也是……也是这个原因？”扎克伯格说着说着，就有些怂了。

顾莫杰耸耸肩，给了最后一击：“很不幸，就是你想的这样——在美国，新的冒险激进的诊疗方法和手术手法，都会被严格审查。谁让美国法律那么健全、医疗事故鉴定那么严密、医疗保险那么细致呢，法律和工会都不许医生冒险。但是在中国，法律没那么健全，医疗事故没那么严密，所以中国医生可以冒险练刀试手。偶尔几个很险要的领域，比美国水平领先一些，很正常。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位sart电信的高管先生，在克里夫兰医学中心被宣判死刑之后，得卡耐基院士的指点，抱着一线希望去了钱塘，找到了钱江大学医学院附院的郑院长——然后郑院长给他实施了三脏器一次性联合移植手术，他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