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跟着他往后衙走，淡定地问：“师兄要不要捎些东西回家？”

有几封信要寄给师长、同年，家里就不必了。他怕宋时到桓家再触景生情，又怕祖父和堂兄弟们为难他，宁可叫府尊朱大人帮忙捎去。桓凌跟他说了要寄的人，又取笑一句：“这么快又不叫小师兄了？”

其实叫小师兄也没什么不好。他家里还有两位堂弟，时官儿叫他小师兄，岂不正说明心里只当他一个人是师兄，别人都要疏远一层？

他心里叫了“时官儿”，宋时却恰好说了句“我也没计较师兄叫我时官儿”，听得他心口微颤，险些以为自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但细细回忆一下，便知道自己什么也没说，这句话只是巧合而已。

他轻轻吐了口气，放空心思，赶快拉着宋时收拾东西去了。

两天后，宋家父子便带着县里孙典史乘车进了府城，与朱太尊一道登船北上。

宋时老家就在河北保定，到京里肯定就能见着家人，所以带的东西不少：不光是送京官的炭敬、土仪，还有给家里捎的福桔、柚子、荔枝、龙眼干之类小吃。到江南一带，又要买些吴绫、缂丝、松江布、苏杭彩缎和苏州样的新衣裳首饰。

朱大人虽然没有亲戚在京，却也在苏杭、南京采买了不少东西，笑呵呵地对宋县令说：“这些是要替桓通判捎回侍郎府的。宋大人可有礼物要往侍郎府送？咱们两人结伴同去也好。”

宋县令岂止没有礼物，也不愿意踏足桓家一步，勉强笑道：“下官家小已在京里等着了，到京还得先找到他们，以免家人担忧，只怕不能与朱大人同行了。”

朱大人有些可惜，不过想想他是代桓侍郎的亲孙子送东西去的，有这份面子，也实不用宋大人这位与桓妃拐着几道弯的人替他说好话了。

他们往北到长江都是乘船而行，水路安稳，长日无聊，宋时就抓紧时间写起了论文。因为刚清过一回隐田隐户，对社会阶层、富户贫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清楚，这回他就专心写起了古代的社会关系：

之前写士人生活小论文时，他已经写过士农工商四民关系，这回再重复一下，就能凑不少字。顺便再写一下他最熟悉不过的科举——都写到当官入仕了，哪儿能饶得了科举呢？

四民写完了，就写他最近接触最多的——就是租税、田赋、徭役。

南宋以后，福建一带就开始风行永佃制了，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租佃合同是将代表土地使用权的田皮、代表所有权的田骨分开的，而田皮在流通中还可能产生二地主，层层盘剥下来，佃户身上所背负的租子竟要比赋税还高得多。所以他们清隐田隐户时，许多百姓宁可交税、服役，也支持他们……

嗯，再顺便写写地主和佃农的利益冲突，佃农抗租抗税的斗争！

当然还有宗族。他亲手拆了武平县最大的几个宗族，审过各宗族的家长，也审过受阴庇的子弟，接过远支分宗子弟与其妻孥的状子，也颇有可写的角度。

这一路上他都闷在船里写论文，因为不方便用郑朝的书当参考资料，索性用了宋朝的会典，文集作参考，摘取其中内容混着自己切实见到的情况汇编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