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汉朝博士传经，门户之见极重，原来的单本经传已不足解读，在经传之下，还分“师法”“家说”。

比如公羊春秋一家，本是齐地公羊氏口口相传，胡毋生、董仲舒从公羊氏所学，将其录于竹帛，又加以解说章句，定了义理，胡氏公羊、董氏公羊便是两大师法。

但他们的弟子又对老师所传之学有自己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虽然不能明着篡改，但可以继续发挥啊，于是就在注解之下再行注解，这就叫“家说”。

“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说”重立说，争派别。

于是孔夫子那一万多字的《春秋》，公羊高为其作传增加到几万字，胡、董为之添加义理，增加到十几万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董的弟子们又各传家说，多的竟已扩充至百万字！

他们各立门户，互不沟通，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奇炫博，大加解释。比方说，彼辈能为了《公羊春秋》上某一篇目区区五个字，能有二三万言的注释。

新晋弟子们别说贯通五经了，能一辈子学完一经的师法、家说已经不易，皓首穷经一辈子，人都读傻了，脑子里哪还有空余去接纳新鲜事物。

按照规矩，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当上后也会被取消资格。

《公羊春秋》的博士赢公是最重师法的，作为胡毋生最年轻的弟子，骄傲地继承了胡毋生的一言一行。

他能够将那十多万字的胡氏义理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由此击败有些衰败的董氏公羊诸子，成了公羊博士。这也是董仲舒津津乐道的“大复仇”不再被强调的原因——赢公作为公羊大弟子的弟子，不喜欢，也不能讲二弟子家的义理。

话虽如此，但董仲舒的天人灾异之说太得人心，且《春秋繁露》是单独的著作，相当于开源，于是被赢公、田王孙在内的诸位博士，改头换面放进了自己所传的家法中。

开了个头之后，田王孙却停住了话语，看向旁边一位跃跃欲试的白衣青年：“至于意味着何种灾异，孟喜，你来说说吧。”

孟喜大喜，应诺膝行而出。

这种三家集会，也是让弟子们磨练的好机会，孟喜是经学世家，其父孟卿在《诗》和疏氏《春秋》上造诣颇深，只是以为《礼经》内容太多，《春秋》又烦杂，便让孟喜追随已当上博士的田王孙学易，希望混到博士弟子的名额。

田王孙喜欢孟喜的聪明劲，今日便想让他出出风头。

但没想到，一向喜欢大言自誉的孟喜，刚开口就惊得众人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