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加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本《由僧钵到皇权》。

这本书后来改名为《朱元璋传》，跟周赫煊的《万历十五年》几乎同时出版，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

在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一个写万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学”的路子，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

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把《万历十五年》奉为“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

……

远在贵州的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读到《万历十五年》。

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到了1945年，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