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次访美特使的任务，老蒋最初想请周赫煊来执行。但被周赫煊婉拒了，因为神仙也难说服罗斯福，与其跑去美国痛哭乞讨，还不如留在重庆做一些正事。

与此同时，冯庸也拜托胡适和王正廷，让他们在罗斯福面前求个情，把飞行俱乐部的飞机开回中国参战。当初周赫煊订购了不少先进军用飞机，但合同要求不得加装武器，也不得把这些飞机运离美国。

罗斯福对此的回应是，让冯庸联系美国陆军部，而陆军部如今还在开会讨论此事。

冯庸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想带着飞行员回国抗日，却又知道国内没有足够的飞机，只能天天堵在陆军部门口，都跟陆军部的卫兵们混熟了。

……

随着响亮的哭声，廖雅泉肚子里的孩子呱呱坠地。

又是个大胖小子，周赫煊这回没有寻章据典，而是给儿子取了个非常平实的名字——兴国，周兴国。

廖雅泉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毫不关注。她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只等着哪天日本打来重庆了，提前移居到美国或者英国，为此她还专门抽空恶补英语。

“先生，南京来电！”于珮琛拿着电报快速走来。

周赫煊接过电报纸，却是罗家伦发来的，大致内容为中央大学即将搬迁，校址定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罗家伦知道周赫煊的岳父是搞房地产的，想请周赫煊帮忙寻找建筑队，等中央大学搬来就立即动工。

周赫煊道：“给罗校长回信，就说一定办妥，请他放心。”

“好的，我马上就去。”于珮琛转身就走。

不得不说，罗家伦真的很有能力。清华大学在他手里，从一所教会学校变成国立大学，并确立了未来几十年的一贯校风。而中央大学在他手里，则成为抗战期间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时候，罗家伦就详细考察了四川，认为重庆山川险峻、物产丰富，且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学的内迁校址定在重庆松林坡。去年，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罗家伦便指示学校后勤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都不知这些木箱有何用处。

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罗家伦又组织师生，将学校的物品打包装箱，分批从南京往重庆内迁。

此时很多人都还觉得，说不定淞沪会战能像几年前的一二八那样，由列强调停而很快结束。恰逢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争，于是中央大学一些师生就给罗家伦起了个外号，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