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说，从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只有两条路可供游行使用。一条穿过一个叫加德纳角的五路环形交叉口，直达伦敦东区。另一条要经过皇家铸币局街和狭窄的卡布尔街。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之间还有十几条小巷子，但这些小巷只能并排走一两个人，无法让游行队伍通过。圣乔治街虽然也很宽，但它通往天主教徒聚居的沃平区，不能到达斯特普尼区，法西斯同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工人日报》号召人们在加德纳角和卡布尔街树起人墙，阻挡游行队伍。

报纸经常号召人们做一些很难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罢工和革命。最近，《工人日报》甚至号召所有左翼党派组织起来形成人民阵线。人墙只不过是它们的另一个幻想而已。需要几千个人才能有效封锁东区，劳埃德不确定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现在两个集结处。

他只知道骚乱不可避免。

桌子边坐着劳埃德的父母伯尼和艾瑟尔、他的妹妹米莉，以及从阿伯罗温过来，穿着正装的莱尼·格里菲斯。莱尼十六岁，是专程来反游行的几个威尔士矿工中的一员。

伯尼把报纸放在一边，抬起头问莱尼：“法西斯分子说你们这些威尔士人来伦敦的车票是犹太大老板买的，有没有这回事？”

莱尼很惊讶，嘴都张成了“o”型。“我不认识什么犹太大老板，”他说，“除非把列维夫人糖果店的列维夫人给算上。她的块头倒真不小。老实跟你们说，我是乘着屠宰场的大卡车，跟送到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的六十头羊一起来伦敦的。”

米莉说：“怪不得你身上这么臭。”

艾瑟尔生气了：“米莉！太没礼貌了。”

莱尼住在劳埃德的卧室里。他向劳埃德承认，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他和戴夫·威廉姆斯将前往西班牙参加镇压法西斯分子暴乱的国际纵队。

“你有护照吗？”劳埃德问。拿到护照并不难，但需要法官、医生、律师或其他有地位的人进行背书，因此年轻人不太容易私下里办上。

“不需要护照就能去，”莱尼说，“去维多利亚火车站搞张周末来回的双程车票就可以了。持有双程车票的人不需要护照。”

劳埃德依稀记得确实有这么回事。这是一项为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商务人士提供的便捷措施，现在却被反法西斯者利用了。“车票要多少钱？”

“三英镑十五先令。”

劳埃德竖起眉毛。一个失业矿工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莱尼告诉他：“独立工党付了我的车票钱，付了戴夫的车票钱。”

他们一定隐瞒了自己的年龄。“你们到巴黎后准备怎么办？”劳埃德问。

“我们在‘巴黎白站’和法国的人会合，”不会法语的他把巴黎北站拼错了，“他们将把我们从那儿护送到西班牙边境。”

劳埃德推迟了自己的出发日期。他告诉别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父母宽心，但事实上他是忘不了黛西。他仍然幻想黛西会离开博伊。但希望实在渺茫——黛西从来没回过他的信——可劳埃德就是忘不了她。

此时，英国、法国和美国接纳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提议，同意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劳埃德对此大为光火：这些民主政府连民选的西班牙政府都不认了吗？更糟的是，正如劳埃德的母亲和比利舅舅秋天在讨论西班牙问题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每天都在打破这项协定。作为英国政府负责相关政策的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却顽固地维护着这项政策，他说不能给西班牙政府武装，否则会有共产化的危险。

正如艾瑟尔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自圆其说。只有苏联政府愿意向西班牙提供跨国的帮助，西班牙人无疑会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给予他们帮助的国家感恩戴德。

事实上，英国执政的保守党认为，西班牙选出的都是些危险的左翼分子。如果西班牙政府被极端的右翼分子暴力推翻或是取代，菲茨赫伯特之流肯定乐见其成。劳埃德对此非常沮丧。

现在终于有了在家门口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太荒唐了，”伯尼在一周前法西斯同盟宣布游行时说，“伦敦警方必须强迫他们改变路线。他们当然有权游行，但在斯特普尼绝对不行。”警方却说他们对合法注册的游行无能为力。

伯尼、艾瑟尔和伦敦八个区的区长组成代表团，请求英国内政部长约翰·西蒙爵士禁止游行，或至少改变游行的路线，但西蒙爵士同样宣称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工党、犹太人社群和威廉姆斯家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伯尼和其他几个人三个月前成立了犹太人协会，这个协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它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法西斯同盟的游行，不让法西斯分子进入犹太人的街道。犹太人协会提出了西班牙语的口号“坚决不让他们通过”，西班牙政府军在马德里反抗法西斯暴乱时提出的也是这句口号。协会尽管名称响亮，实际规模却非常小。他们在商业大街上租了两个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影印机和几台旧的打字机，但协会在伦敦东区却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短短的四十八小时内，协会就收集到了禁止法西斯同盟游行请愿书的十万个签名。但政府依然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