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川兵守山海关，支撑住惨败后的残局，甚至到了崇祯年间，还有秦良玉这样的川兵女将数次勤王，得到崇祯赐诗的奖励。

可惜川兵就是以土司兵为主，且精锐不多，越打越少，四川经过蒙元之屠一直没有恢复唐宋时的元气，到了大明时也是相对穷困的地方，到张献忠入川后折腾的也不轻，川兵抗不住流贼也没有抗住入侵的清兵，不象在南宋时，四川一地就抗住了蒙元的主力，还在钓鱼城杀伤了蒙元的大汗。

众人进了屋子里坐下，喝了一巡茶之后，孙承宗正色道：“孙初阳至此，是替他老师送我农政全书，老夫于今在高阳只管读书耕田，玄扈公真是高义。”

孙元化躬身道：“老师南下之前再三嘱咐，恺阳公这里一定要早点送到。早点推行番薯，于国计民生都有大利。”

孙承宗内心深处并不是很相信新作物，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孙承宗已经六十多岁，人生的经验已经相对的固定和僵化。

就象番薯，进入中国也有不少年头，房前屋后种一些是可以，耐旱，不需要精心照料，总会有些收成，但相当有限。

吃起来倒是不错，略甜，肯定不及后世的甜，后世的番薯都是精心选育过的良种，这时候的番薯口感定然不及后世，但对从来没机会吃一口糖的大明普通人来说，番薯也简直可以算是水果的一种了。

正因为有这种认识，孙承宗对推广番薯的事并不热衷，甚至内心是很有抵触的。但政治人物就是有这一条好处，对盟友或相对友好的关系，总是要出一份力来维持。

既然徐光启说以新法种植为增产不少，草原上也是种了大量番薯来酿酒，孙承宗也就不介意拿几十亩地出来试一试。孙家没有大举兼并高阳的土地，但几千亩地好歹还是有的，拿几十亩出来试种一下，然后把经过写信告诉徐光启，也就算完成了一件事，真真是件无所谓的小事情。

孙鉁和孙矜几个也都到城外的庄子去看过了地方，选定了大规模种番薯的土地，乡农对此并不是很赞同，他们就把佃农的田租按亩数减免，说定了按规定的办法种植，收多少都归佃农所有，这才把人心安抚下来。

这时听到父亲提起这事，几人都是摇头一笑，浑然不以此事为意。

孙承宗倒是接着道：“番薯篇外，尚有荒卷，于当今的情形来说较为有用。还是叫人抄上一遍，送到河南那边给老大送过去。那边的官员有想要的，叫他们自己抄！”

天启六年灾害开始有扩大化的趋势，不再仅是辽东到山西陕西的北方沿线受灾，而是开始向南方蔓延，除了江北地方水灾外，山东一部份地方和河南大半地方都有灾情。而河南特别严重，由于辽饷征收时河南并未算灾区，所以不象陕西那样免除了辽饷和有一定的赈济，河南不仅受灾重，而且赋役不减，地方的压力一下子比陕北还要重的多。

孙鉁欠了欠身，说道：“这事儿子回头就办，玄扈公有心，初阳兄辛苦了。”

孙元化摆了摆手，说道：“但愿是用不上……”

在座的人都闭口不语，各地的灾情是相当明显的，荒卷不仅有用还要大用，哪能说用不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