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三个人在衙门里碰头时拿出来议论。他们预备着万一消息是真的，天下要革新科举，到时候拿出来朝议大臣们总得阐述立场，政事堂仍然是南衙权力最大的地方，内阁几个人先商量一下到时候抱团言论一致，就可以在庙堂上占据有利时机。

王昌龄就对拿这种新奇的没经过时间沉淀的学问来择士不怎么赞同：“自隋朝开科举起，最重要的无非是考时务对策，以此辨明士人明理辨是非的修为。陛下此书虽奇，终非古之圣贤论德、才之道，以此选士未免异于常理。”

张九龄却道：“我倒是觉得不妨，这样说并非出自奉承今上之意，实乃众人没看通科举之用。况且今上要革新科举，应该不会只考这玩意，选为官的贤才，字总要识的吧？”

“子寿以为何为科举之用？”王昌龄反问道。

张九龄淡然道：“为国择贤良自然是其中之一，但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通上下。古往今来当政为官者多以门阀士族为根基，以察举、征辟及设九品中正制等招揽人才为官，有门楣名望的士族出仕是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士族之间为了平衡、联盟又以联姻为纽带，婚嫁首重门当户对，这就造成了上下不通，在太平治世无出身者几无门路出仕为官，治人者衡治人、被治者衡草民。就算古有明君号‘唯才是举’，亦不能改变这一状况，无门阀声望，无通官之关系，贤才何以知之？

自古民间偶有天纵之才出世，身负常人未及之能、胸怀出身头地之心，这样的人若无门路为国所用，而又不甘于泯然于众，他会干什么？”

王昌龄和苏晋面面相觑，心有灵犀地同时想到一件事：造反。这种事并不新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牛人总能搅起一番风浪，不枉天纵才能。而且也不是全不成功，虽然几朝改换门面都是有家底的贵族成事，比如前朝大唐；但三百年江山的汉朝高祖刘邦以亭长出身，和草民差得不多，那是开创了辉煌基业的人。

张九龄见两个同僚有赞同的意思，便继续说道：“纵观长安洛阳等大城池，街巷四面交通，最忌堵死通道。城池尚且如此，况治世之道？所以通上下之法，在于开门路促交通，只要竞考者公平合理考一样的东西，考什么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咱们倡考古贤之道、经世之法，一为德二为才，是世人习忠孝仁义之道读书明理之智，今上提出‘数学’，定有一番远见。而我们不先领悟天子深意，断然否决，是为臣子之道？”

他叹了一口气又沉声道：“再有一条，我大晋朝不得某些士族之心，而现行治国之道又要依赖士族，否则无人代天子行政令。这很不利于社稷，所以立国以来朝廷共识宽待士族收拢人心，此乃无奈之下明智之策。今上若下定决心重振科举，势必从根基上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我等应体谅今上之心，国家幸甚，社稷幸甚。”

……

同时在营州的杜暹已经接到了内阁政事堂联名签定的撤换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的公文，他也不慌张，更不觉得可怕，只因身在边关却在朝中有人，况且皇帝还支持着他呢，问题不大。

果然还没等到前来接替他职务的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先等来了朝里的密使。此人以奇货可居的商人隐藏身份，实则是兵部侍郎张孝贞派来传递消息的人。兵部侍郎张孝贞是北庭都督府（前北庭都护府）都督张孝嵩的堂兄弟，以前杜暹还在北庭、西域干仗的时候，和大将张孝嵩是过命的交情。后来杜暹混到了京城，又和张家的京官交情深厚，另外和贾家有联姻关系，他在朝里不是没有根基的人，又作为皇帝嫡系，不是什么人都随便能动得了的。

张家密使也料到杜暹突然被撤职河北道行军大总管还如此淡定，见了面就向他通气来龙去脉：“前阵子朝臣怨杜公纵容部将在东北贪功，后来杜公又上奏修长城，朝臣哗然上书弹劾者甚众，但今上不准，拖延下来。后来今上月余不理朝政，又出京去了华清宫，朝政皆由太后决断。政事堂窦怀贞在太后面前谗言杜公，言杜公在东北挑起战端是为了军中声望，有不轨之嫌。太后生疑，这才准令政事堂撤换大总管一职，由金吾卫大将军张五郎接管三镇兵权。”

杜暹听到谗言自己的人是窦怀贞，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淡然道：“此人也只能干这种事了。”

密使又道：“还有一件事，闻得风声陛下要革新科举，内容新奇，朝里私议纷纷褒贬不一。阿郎（张孝贞）对杜公建议，若是回朝之后被今上问及此事，杜公应支持今上。注重科举虽然会削弱士族、贵胄的地位，而杜公也是贵族怕你站错了位置，但今上应该不会削弱中枢大臣的权力，阿郎认为此次革新不会动摇在位的大臣，所以杜公大可不必想得太多，只需支持今上便是了。”

杜暹点点头道：“我自有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