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才是最早受骗、最有代表性的呀。”客户急得声音都变了调，“你怎么不做更详尽的调查呢？你们后续还跟进吗？”

“后续跟进要看警方处理结果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个记者同志怎么回事？你们不是搞舆论监督吗？之前看你采访不是挺积极吗？这会儿怎么说撤就撤了？你眼中是不是只有热点？还有没有老百姓的利益？”

盛时冷笑：“每一个来找我的当事人，都觉得他是损失最严重、最有代表性的个例。您与其跟我浪费时间，不如直接跟警察沟通。”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人民记者该有的态度吗？我要——”

“投诉？随便。”盛时扔出四个字，直接挂了电话。

“你对采访对象怎么这么大脾气？”庄晏赖在深度部办公室，全程听完了盛时跟采访对象沟通。“给他个爆料邮箱，后续跟不跟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跟他置什么气呀，多个朋友多条路，万一以后还能搞出别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在我这儿只有一种价值，就是新闻价值。”盛时冷淡道。

也不是没有把采访对象发展成线人、跟采访对象交朋友的先例，但这种关系毕竟脆弱，比起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利益捆绑，和从校园时代一起长大的扎实情分，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羁绊，浅得更像是一味调剂。

快递小哥大步走进办公室，扯着嗓子喊：“盛时的快递——”

“这儿！”盛时举了下手。他有点意外，他买东西从来不写报社地址，若是有什么爆料材料，也多是写“深度报道部”，极少有直接送到具体记者手里的。

“还有一封，好些天了，你们这儿也没个人代收。”小哥一边念叨的，一边又从包里翻出来另一封快递件。“包里放了好多天了，外头有点破损，别介意哈。”

庄晏好奇地凑过来看他收到什么快递，时间较久的那一封，是在他们到达震区一周左右发的，里面是雷明的一封信和一叠厚厚的打印材料。

第二封快递没写寄件人姓名，里面只有一个u盘。

两人没吭声，迅速收拾东西，下班走人。

一个小时之后，楚云帆按响了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