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赵想容后，对方很含蓄地笑了笑，这让她有点不好的预感。

司姐单刀直入地说：“豆豆，这是atrol。咱们的新同事。”

赵想容掂量了一会，没吭声。

果然，司姐一连串地介绍完对方的履历，最后报出说atrol的头衔是执行副总编——这是赵想容去罗马前，司姐原本要许诺给她的正职位。

atrol借故出去倒咖啡，就剩下她俩。

司姐一脸讳莫如深：“我知道你想进管理层，但是，很多事情，我这里也没法做主……”

atrol原本是某新加坡新锐杂志的总编，本身还是个资深的自媒体人，篇篇的阅读量都有十万加，被司姐在董事会里的死对头高薪挖过来，春节前紧急到岗。想必和司姐之前在董事会的争吵有关。

门打开，atrol端着麋鹿造型的瓷水杯，徐徐走进来，在她们身边坐下。

赵想容桌面的手机震了下，atrol的任职信息，已经在工作邮件里群发公示。司姐凌晨五点给她打电话，让赵想容来杂志社一趟，就是在这件事无可更改的前提下，至少，亲自提前告诉她。

这是一种尊重。

司姐做事老辣且周密，赵想容从她这个上司身上学会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要么忍，要么滚。赵想容郁闷地选择了前者。

那个atrol淡定地喝水，他对赵想容笑了笑，随后低头看她在意大利的采访专栏。那姿势，显然也不是善茬。

赵想容忘了自己怎么回家的，反正，她和司姐，atrol吃了顿午饭，还是回家了。

她坐在沙发上，盖着毯子，过了会感觉四周太静了，睁开眼睛，她看到对面是周津塬和自己的结婚照。

小时候，赵想容父母的关系一度非常恶劣。小赵想容跑去爸爸书房，爸爸问她愿不愿意跟着自己过。而妈妈会在接送女儿去舞蹈课的时候，咒骂爸爸。二哥一脸的高深莫测地说，他俩要离婚了。

赵奉阳虽然被收养，但父母基本也没怎么管。他俩都是生意人，经常夜不归宿，偌大的别墅通常只剩三个孩子和几个疲懒佣人。

直到她被赵奉阳关在黑屋棚，两日的高烧后醒来，多日不见的父母围在女儿面前，满脸内疚。二哥则流泪控诉，这一切都是赵奉阳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