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有了外贸公司，外贸公司长期向私人发放产品图片，再定期收购已钩织好的成品，私人凭此此赚取手工费。

李一鸣在玄妙观前摆摊，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阳每半个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市场进货。市场里有几家外贸公司的门面房，收购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等商品。

李一鸣和宋向阳去上海时麻袋、行李袋里是空的，他们索性帮亲友们接了外贸单，去上海时把成品带去出售，回苏州时带回售出的现金和下一个订单。

宋莹和黄玲都经常接这种外贸单——厂里的活不重，晚饭后和周末正好干些私活赚些零花钱，宋莹手脚麻利，偏好杯垫、围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黄玲手艺精巧，喜欢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

两人刚开始接单时还要看着杂志上的针法编织，熟练了之后，边看电视边闲聊边钩编，手下的功夫一点不慢，成品刷刷地完成，外快刷刷地赚。

黄玲每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她看着存折上不断上涨的数目，很欣慰，庄图南过两年读大学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大问题了。

吴建国在院子里养了鸡鸭，除了自家吃，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

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

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吴家也买了电视，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

宋向阳现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

李一鸣基本选周日去上海进货，宋向阳和他一起去，帮他扛货，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两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回苏州时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总是坐半夜的车次回来，分批出站。

李一鸣和宋向阳被抓过一次，李一鸣是社会青年，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林武峰施施然来了，送了一块手表，领走了两人和商品。

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处罚——车间会议上，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没奖金，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林武峰摇头，小伙子还没成家，还要谈恋爱、找对象，算了吧。

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人又和气，在车间人缘好，他几句“算了吧”就把事情“盖”住了。

宋向阳向李一鸣不住感慨，“林工平时那么和气，大事上真有担当。”

李一鸣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也就是1981年夏，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李一鸣立即去工商所登记，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新学期刚一开学，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

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

文件上特别注明，“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学校的具体教学要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各校校长负责人，“教育局，我谢谢你！”

教育局这波操作太风骚了，教导主任庄超英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

高考制度的确立让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骤然剧增，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枯燥的题海战术又让学生们心生乏味，学生们纷纷用“文学”来疏解压力，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逃逸。

社会精神面貌日新月异，小说、诗歌、电影等文艺作品一波波地冲击着所有人的思想，其中宣扬和歌颂爱情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高中生做为思想最开放、感官最敏锐的群体——刚发表的小说、刚放映的电影，父母家长们还不知道名字呢，高中生就已经看完并热烈讨论了——首当其冲地接触到了这些作品。

庄超英只能采用笨办法，在学生中不厌其烦地开展思想工作，重复、重复、再重复学习的重要性，并严禁在黑板报、班报上抄写或宣传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除此之外，庄超英还排了值班表，老师们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蹲守在学校自行车棚附近，看有没有男女生一起骑车上下学，尽力把早恋扼杀在萌芽状态。

庄超英埋伏在自行车棚附近的树丛里，他身边的英语老师塞给他一本手抄小报，“老庄，我昨天在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