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搜集了大量证据，主要由“熊本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组成，其中高升号船长成为关键证人。

随后，“文明国家”扶桑按照“国际惯例”形成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没有另一当事方大清国参与的单方报告，居然在后来英国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于此同时，扶桑政府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经弄清楚英国主要媒体的“办事价码”，大洋王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们照葫芦画瓢，事件发生后，扶桑立马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以换取“关照”，几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镑的“工作经费”。

仅一周的时间，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就连大洋王国的世界日报布里斯班信使报墨尔本记事报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强有力的“危机公关”下，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升号是为大清军方提供服务，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理应充分了解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

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扶桑将高升号视为敌船。扶桑令高升号服从其命令配合检查，宣战的义务即告完成。而高升号不服从命令并擅自开火，完全是敌对行为，战争状态已经存在。

扶桑确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扶桑军队的，对此敌对行为，将其击沉的确是军事上的需要。

因此，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认为扶桑不需向英国道歉，也不需向高升号的船东和罹难的欧洲船员亲属道歉。

1894年8月12日和20日，就高升号事件，在扶桑长崎和华夏沪海分别举行了两次听证会。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扶桑无过错”的观点。

英国官方最终裁定：

当时已属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作战任务，扶桑有权扣留或击沉。因此，在此事件中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据此，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由清国承担，赔偿金额为33411英镑。

李福寿回顾了高升号事件，心中唏嘘不已。

公然击沉他国船只致死七百余人并挑起了一场战争，扶桑小鬼孑这一野蛮行径反倒成了正义之举，成了英国人眼中扶桑国步入“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

其实不止英国，欧美列强都不约而同偏袒日本，除了扶桑人强大的“公关”能力外，现在国际特别是东亚局势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

李福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