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行，我和他不一样，他顶多出去一两天，少一点有什么打紧的，我可是要去整整两个月。不仅跑县里，还要去别的县，甚至省里，我大爷爷关系可多了。”刘知青据理力争。

两个月没有工分，他吃什么喝什么？

周支书思考了好一会儿，和两位生产队长商量了一下，“每天算你八个工分，司徒知青也有。”

八个工分不多不少，成年的男人一天能挣十个工分，能干的女人也可以。

男知青们一般可以拿到十公分，当然了新来的除外，他们还不熟呢。

女知青基本就是八个工分，有时候比较轻松的话，像今天拔甘蔗这样，就只有六个工分。

刘知青有点不满意，但看周支书黑着的脸色，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社员们纷纷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选谁的方案，明天集合的时候签字表决。

回去的路上，桑语询问司徒泽，“你说会有多少人选刘知青那边？”

“起码一半。”司徒泽沉吟了一会儿，给出了一个确切的数字。

“这么多？”桑语吃惊。

“对于农民而已，越早买出去越好，即便价格便宜一点，手里拿到钱了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司徒泽解释道。

这不算是他们短视，只是这次事发突然，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是每个人都临危不惧。

再有，农村们即便有前两年的底子在，抗风险的能力依然很差。

对他们而言，考虑太长远的发展没有意义，当下握在手里的才叫人安心。

甘蔗熬糖，储存，再运到临县去卖，需要的时间很长，比不上直接出售甘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