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母又道：“现在的小孩啊，心理也是真的脆弱。动不动就不开心了、哦就跳楼了。像我们那个年代，玩的东西也少，就一门心思读书，哪会像这样？……”

哪怕经验促使她提前知晓那没有任何的意义，白妤还是下意识地想出言反驳，为周江山争辩几句，可她完全不知从何讲起，就像她一如既往地不知道怎么和母亲对话。

她们之间恰似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代沟，使得视角和立场天差地别，连基本的沟通和交流都成了问题。

末了，白妤终是将想说的话连同收拾完的餐具一起扔进了厨房的垃圾桶里，一如往常那样。

一顿饭的工夫，白母都视时貅为无物。尽管他们的座位离得很近——白妤和母亲并坐一排，而时貅在白妤的对面，也就是白母的斜对角。

白母依旧在和时父冷战，顺带着也不待见时貅。

下午两三点时，白母接了一通闺蜜的电话，准备出去花天酒地。

大概是由于几乎没有家庭的负担，或者说根本不在乎家庭，从而自由又洒脱，白母一向心态年轻，玩得很开，俨然一副精致的享受派。

白妤没有听到电话的内容，她是从母亲的妆面和服装判断出来的，这一走八成又是好几天不回来。

忽地，她想起了一件事，赶忙道：“妈，补习班明天要收钱，每个人750块，一共1500。”

话音未落，白母画得精致的眉毛重重拧起，声音也不自觉抬高了一个八度，显得尖锐又刺耳。

白妤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她母亲神态上的变化，对其接下来的反应也有了一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