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