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事再要紧是国家的事，是朝廷和天子的事，这立生祠的事却是事涉他魏忠贤本人，是关于他最要紧的大事，容不得魏忠贤不重视。

“魏汝桢果然很好，办事很得力！”身居高位之后，魏忠贤已经很少直接表态了。由于文化储备不足，他在司礼监听人读奏章的时候一般是一言不发，听完之后也很少直接表态，在刘若愚的记录下，好象魏忠贤对政务一窍不通似的……这当然是瞎扯了，魏忠贤自天启四年到天启七年一直牢牢掌握着宫中和朝政的大权，满朝都是他的心腹，不管是内阁还是六部或是科道，地方上的督抚，基本上完成了驱走东林之后政权上的布局。如果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粗人太监，光是凭特务手段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庞大的布局？

如果不是魏忠贤的局势大到了一定的地步，天启驾崩后进宫的崇祯皇帝又怎么连口水也不敢喝呢……

在浙江建生祠不光是一个生祠的问题，还涉及到一种政治表达，各地的督抚到底和魏公公是不是一条心？如果是一条心，为什么别人给魏公公修生祠，你这里却是巍然不动？

自天启五年过后，两年不到的时间，各地的生祠修了上百座，每座用银最少都是十万两以上，包括在战区的宁远城也是一样，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也是给魏忠贤修了生祠，一样的靡费，每座生祠都是一座投名状，有了这个投名状才算得上魏公公的自己人，魏公公才能放心使用下去，若是不修，当然是免官，最少也要调任闲职，不可能将要紧位置给非心腹的官员来担任。

先是与东林党的朝争，以杨涟等人的死亡为结局，然后是孙承宗的去职为结束，象征着东林党的彻底落败。

然后就是修生祠，意味着魏忠贤加强了对地方的渗透和控制，通过建生祠之事，算是把大明地方政权也洗涮了一次。

魏公公掌握朝政的三年，也是较少争端的三年，从中枢到地方可谓都是令行禁止，几乎没有任何的滞碍，众官是慑服于魏公公的铁碗手估和淫威，东林党这样的强势集团都被压的不敢动弹，更不要提普通的官员了。

高压之下也是高效率，后人有些观点来赞颂阉党，主要原因也是从这里出发。

不管是调整官员岗位和督促官员做事，阉党的效率当然要高出不少，看起来也很得力，但这也是建立在魏忠贤在内的阉党集团大肆贪污的前提之下，魏忠贤一个人就捞取了大量好处，加上各处建生祠的耗费，东林党上台之后所谓的民间困苦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阉党的名声已经臭了，投效的官员最大的节操都没有了，捞钱又算什么……总之在没有彻底改革明朝财政体系的前提下，任何当政集团都要搜刮民间，东林党也没有减免商税，只是略作调整，不涉及税率和征税方式的前提下，海贸带来的财富还是到不了朝廷手中，不是简单的所谓东林党为了江南士绅的利益而不征税就能解释的。

“苏州城里的生祠也选址定了。”傅应星向魏忠贤解释道：“苏州那里的人既然桀骜不驯，那里的生祠就要修的格外堂皇富丽，以鄣显朝廷的决意和舅舅的意志。”

“然，甚是，说的甚是！”

魏忠贤大为激赏，苏州那里的民气不满魏忠贤是很清楚的。

逮捕周顺昌时激起了民变，打死了去逮捕周顺昌的校尉。魏忠贤认为这事又是江南大户对中枢的反扑，很明显，当年万历皇帝派到江南的税监和其帮闲也被几万苏州人聚集起来打死过。后来万历皇帝也没有办法，只能捏着鼻子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