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

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嗫嚅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

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棒槌腿踹踹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揶揄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

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土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颏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

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

“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

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

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喝，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

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

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

“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

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

“他是故意耍奸捣蛋。”

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

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

“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

“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

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

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份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

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

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

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

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

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

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

“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

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嘛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

“他呀，是厂里的杂务。”

“杂务?”

“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

“那干嘛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

“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

“郑三炮犯什么罪?”

“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

“林士杰呢?”

“杆儿犯。啊，就是流氓qiang奸。”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

“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

“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

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楞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

“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