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

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

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

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个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倍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目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

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

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

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生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生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

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

“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

“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