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绕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设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抱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诚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帐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