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年年他……”想知晓细节的迫切与入骨三分的自责同时角力，使杨司乐无论如何也问不出下半句。

“他很不好，现在正在做检查。”付宜坐在CT放射室外面的等候区，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洋洋，阿姨问你，那天晚上到底出什么事了？明明他出门前还好好的，怎么回来就发病了呢？还发得那么厉害，快把我吓死了！”

杨司乐手脚发凉：“对不起付阿姨，我把我的小名告诉他了……”

付宜能听出他有所隐瞒：“他知道你就是他不小心忘掉的洋洋哥哥，难道不应该高兴么？不可能哭到呼吸性碱中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一整天。”

“他从昨天到今天只说过一句话，连医生都问不出任何东西。”付宜用上了请求的语气，“洋洋，你和阿姨说实话，我才好跟他的心理医生交流，对症下药，我真的不想看到年年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崩溃，行吗？”

杨司乐还是没有坦白。

施年说的那句话是：“我可不可以重活一次？”他没有勇气让付宜知道，自己就是让施年宁愿重活一次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怕付宜会从此不允许他们来往。

以前他害年年过敏住院，付宜就对此极为不满，只是碍于两家的交情才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他充分理解，毕竟付宜当年特地辞职在家，花了那么多心血，把施年养得白白嫩嫩，养得天真烂漫一副软心肠，生气是应该的。

那时候他可以用自己年纪小不懂事当逃避的借口，现在呢，他十七岁，即将十八成人，没有资格再被无条件宽恕。

可他也绝对不愿意第二次和年年失去联络，这个代价对他来说过于残酷，堪称无期徒刑。

他只能以不主动探问施年的病情来惩罚自己，让自己无时无刻不活在忧心与自责的煎熬中。

他在学校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国庆收假后的第一周。

出席朝会和去操场做课间操必经西洋楼，他会下意识抬头往弦乐1班的位置看，期待施年正好从教室里出来，在人群中一眼找到自己，得意地对自己笑一笑。

中午吃食堂，他拒绝了陈楠和室友的邀约，独自坐在两人常坐的那张桌子边，想象对面的施年跟他抱怨最近班主任又要搞什么形式主义，文化课科任老师备课多么不走心。

下了晚自习回寝，他提着竹笛盒挤在成双成对的情侣中晚归，总觉得施年其实离开了自己很久很久，比五年还久。

他意识到自己错失了许多可以和施年两情相悦的光阴，浪费了许多转瞬即逝的机会。其实，他何止是“喜欢”施年啊，他快“喜欢死了”，喜欢到一想到施年有不再喜欢他的可能性，胸口都隐隐作痛，顿失消遣的趣味和学习的能力。

陈楠逗他笑，他顶多僵硬地扯扯嘴角；三个室友拉他一起吃早饭，他毫无胃口，灌几口粥了事；谢沉问他乐队下一步有什么安排，他没有任何想法；薛老师找他谈心，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