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是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尽管这个协会名义上由若干国家集团组成，但执行委员会则为利奥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奥波德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的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欧洲其他领导人采取行动。这时，法国人已派著名探险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刚果河下游，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竞争，于1884年获得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这时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竞争；这尤其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获得对北至南纬5 。12'的西海岸即刚果河口两岸和无限内地的权利。英国从来不愿承认葡萄牙人的这些要求，但这时，为了抑制好战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它改变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两国签订了《英葡协定》；该协定承认葡萄牙人对刚果河河口的主权，并规定由英葡两国共同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

这一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谴责，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最后，会议发表了有关提高土著地位、传播福音、根除奴隶制的动听的宣言。所有这些在所谓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赚得的红利。总之，在刚果所获得的财富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当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下降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断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一位在"刚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对他的见闻作了如下记述："居民们已无影无踪。他们的家被烧毁；在无人看管的棕榈树篱笆里和荒弃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烬残忍的鞭打、屠杀、掠夺和诱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