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不知沤粪，便在王宫，也屎尿横流。掏粪工稀缺，且极为低贱，每日勤于打扫，依旧处理不完。而欧洲贵妇，皆生性浪荡，暗中苟且之人不知凡几。或有贞洁烈妇，反成异类，不甚合群……欧洲各国，皆蛮夷也。文明不兴，未曾开化，不值一提。”

“今日有闻，法国卖官成风，竟是变法精髓。法兰西之制度，好似战国时代，诸侯分封各地，常常不服王命。然国王卖官，恰似列国变法，授官大夫、士人、商贾，以阴夺诸侯权柄。如此行事，国史所未见，难以揣测后果……”

“欧洲又有小国，被那商贾篡权。大如荷兰者，原有公爵执政，今因年幼而遭罢黜。荷兰七省，共二十八市长，多为东印度公司股东。股东控制地方，再选出议会，由议会协商治其国。”

“前方英荷大战。荷兰之败，在于人心不齐。七省商贾，利益各异，互相掣肘。又有公爵亲信党羽，领军作战却不听号令，坐视海军都督战败身死……”

“吾已探得详情，在那意大利之地，曾有多个商贾之国。其本为公国或侯国，商贾煽动百姓，驱逐公侯而自治。议会治国之制，吾私译为‘共和制’。其土其民，皆可卖之，商贾谋私利而弃公利也。”

“我儒家先贤，常有义利之辨，又有大义、小义、大利、小利之别，此何其远谋也？欧洲商贾共和，托言称民主者，有小义而无大义，有小利而无大利。”

“商贾之势，必不可放任。欧洲诸共和国，便为前车之鉴。商人逐利，欲壑难填，永无止境。今日谋利，明日谋国，视国与民如无物。法兰西先王路易十三，法兰西旧相黎塞留，变法而图强，此国已是欧洲之雄。然过犹不及，商贾今已大兴，且国王之权日重。国王继续收权，官商自成一体，争斗之日不远矣……”

蔡云程虽然出身贫寒，但他做研究生时，却跟着一位史学馆导师。

每天除了给导师打下手，就是在专心阅读史书，并且将史书与现实对照。这货对于社会制度极为敏感，如今又游历诸国，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眼界和思维都被彻底打开，竟然隐约预料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掌权，从宏观角度而言，确实始于历史的进步。

但对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来说，那简直如同地狱。《资本论》诞生于欧洲，并非凭空而来，老百姓是真的没法活了。就像英国的崛起，原始积累不仅是对外掠夺，同样还伴随着对内压榨。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童工进厂之后，平均只能活两三年。就算能活过四五年，人也基本上废了。

童工大量惨死的同时，青壮男女却很多又在失业。因为成年男工，工资是女工的好几倍。而成年女工，工资又是童工的两倍。能使用童工的工作，为啥要用成年工人？

底层百姓使劲生娃，养到七八岁，就可以送去打工了。还得多养几个娃，因为打工几年就报废。

养到七八岁才打工，父母已经很善良，最小的童工只有四岁——孩子年龄小，正好清理工厂烟囱，大孩子反而钻不进去。

蔡云程熟读儒家经典，再结合欧洲实情，已经深刻领悟到什么叫“商人逐利”。

不过，蔡云程有些想当然，他忘了大国和小国的区别。

欧洲这时的共和国，都是一些小国。稍微大点的国家，比如说英国，共和制就玩不转了，一个克伦威尔就能把议会解散。

如果不是工业革命，让资产阶级实力猛增，法国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商贾目光短浅，缺乏真正的领导者，几乎不可能抱成一团，在小地方或许能够篡位，在大国乱搞纯属作死行为！即便推翻了国王，趁机得势的贵族军阀，也能把这些商贾杀得血流成河。

蔡云程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预测，纯属歪打正着。他忽略了大国和小国的差别，同时又不知道工业革命，两个错误条件恰好得出正确结论。

卢浮宫的会议室里。

中法葡三国官员，坐在一起讨论正事。

葡萄牙使者已经来了快一个月，比中国使团还更早到巴黎。至于出使目的嘛，当然是告之中葡两国条约。既然中国承认葡萄牙独立，那法国是不是也该承认了？

经过多日磋商，首相马萨林说道：“遵照王太后和陛下的旨意，法国可以承认葡萄牙独立，也可以承认若昂四世的法统。但是，葡萄牙在非洲和印度的港口，必须向法国商船全面开放。另外，印度东南海岸的纳迦帕塔姆港，葡萄牙必须对法国商船免征入港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