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核心在于政治，政治如果抓的不硬，那就没必要再去谈军事、经济、外交、科研、文化之类的附庸领域了。

自陛下登基御极以来，革故鼎新的第一步就是先动政治制度，成立了内阁，当时入阁的阁臣是暴昭、郁新、杨士奇和解缙。

内阁负责的任务是基本的政务决策、中枢运转、协调地方和统筹国事，这是确定了内阁的职权范围，在唐宋两朝中书门下这一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权。

内阁接管了我大明绝大部分的简易政务，每一名阁臣几乎都忙碌于会山会海和数之不尽的各省奏疏之中，而陛下较之于太祖皇帝可以从案牍之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的编著了《建文大典》。

这一步，改变了我大明录官取材的方向，继而废除科举制，取消了官吏之间的身份鸿沟，新的官员不再只是一名进士捧着本《县令到任须知》就可以走马担任的，而是需要一步步从一个基层的公员慢慢升迁。

这些从底层一步步擢升起来的官员更知民事，施政统辖游刃有余，民无怨诸事兴。

一县兴、一府兴、一省兴、举国兴。

继而才有的大盛之日，所以这首问，我大明之盛优于唐宋的，便是制度上的优势。”

许不忌说了一句制度优势，所有人便心中多有感触。

国家的兴盛衰败基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先进与合理，是否具有解决国家、社会、民间随着时代进步而不停生出的各种的矛盾和吁求。

如果这个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这些，亦或者当时不能够解决，但这个制度具有极其良性的自适应和调节能力，可以花费一定时间以转变施政方式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吁求及其矛盾，那么这个政治制度就是极其完美的。

“我们只有好好审视一下唐之后的辽、金、元、宋四朝的更迭灭亡，才能真正回答好陛下交代的课业。

在明之前更迭的王朝中，唐朝必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王朝里程碑。

无论是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科研技术和社会体系及其制度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包括后继入主中原半壁江山的辽、金其国体和行使统治的大概架构几乎都在唐朝留下的历史影响中打圈圈。

宋朝较之这几个朝代，算是一只脚迈出了唐朝留下的盘子。

唯独有着极其严重区别的，便是唐朝一直在想尽办法的进行中央集权，宋朝也在进行中央集权。

两朝同时中央，却有根本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