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从国际上两国的口水仗来看，却这两者似乎都不太贴切。

朱富贵想了想，最终用东罗马—拜占庭与绿罗的关系做了个比喻。

同时把自己那倒霉老叔爷朱由检比作了与国家共存亡的君士坦丁十一世。

这么一说，俾斯麦就彻底明白了。

这满清原来是绿罗。

这绿罗也算罗？

呸！

不过站在后世的立场来说，绿罗也是罗，这是没错的。

毕竟元清非中华理论确实用心险恶嘛。

但这绿罗虽罗，却是个破罗，谬之千里。

我第四大明乃是君堡正罗秽土转生，必将拨乱反正！

沉吟许久，俾斯麦问道：“那么鞑靼人也像突厥人一样，强迫原住民改教了吗？”

中华错过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确实远离世界中心太久了，以至于俾斯麦这样一位顶尖外交家居然对于它是如此的无知。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这个时代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思想家，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隔空指点江山的时候，同样错误百出。

辜鸿铭可以仅仅靠游学欧洲的经历外加一点语言天赋，就能成为顶尖的奇才，反过来，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就更少了。

朱富贵告诉俾斯麦，中国人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你们想象中非此即彼的宗教，只有信仰。

这令这个精明的普鲁士老头无论如何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