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人物，他对高句丽和高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皇帝在东征之前曾密诏前线九路统帅，若在征伐途中遇到乙支文德，则不惜代价将其擒获，以斩高元之股肱。
第一次东征开始后，皇帝御驾亲征，指挥大军攻打辽东城。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考虑到辽东雨季来临后将严重阻碍征伐进程，遂改变策略，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九位统帅，各率大军齐聚鸭绿水西岸，一边围攻乌骨城，一边伺机渡河，会同来护儿、周法尚的水师攻打平壤。
当时乙支文德率高句丽主力军队列阵于鸭绿水、萨水一线，与京都平壤共同构筑了三级防御，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不惜代价把战争拖到冬天。辽东战场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冬天太长，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不宜征伐，另外便是夏天的雨季大约要持续一个月左右，雨季结束后，很快便进入秋天，而辽东的秋天很短，也就是说，帝国大军必须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一来可以避开雨季渡河的困难，二来也才有足够时间展开攻击，而且即便不能攻克，帝国大军也有足够时间撤离战场。
当时，于仲文决意要抢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城下，但遭到了刘士龙和宇文述的强烈反对。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在军中威望高，且作战经验丰富，皇帝便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他，让他指挥九路大军，但为了制约于仲文，皇帝又让自己的亲信大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参与决策，更派出尚书右丞刘士龙以慰抚使的身份到于仲文的身边行“监军”之权。
于仲文地位高，资历老，战功卓著，他可以力压宇文述一头，但压不住尚书右丞刘士龙。
尚书右丞本是尚书台的属官，左丞辅佐尚书令，右丞辅佐仆射，但今上为了集权，改革官制后，不但不设早已变成虚职的尚书令，连实际掌控尚书台的左右仆射都不再设置了，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和监督稽核台省事务，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尚书左右丞理所当然成了皇帝在尚书台的“代理人”，其级别为正四品，与六部尚书的副官长六部侍郎并列，且因为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信任的心腹，所以位高权重。
刘士龙的想法就代表了皇帝的想法，再加上宇文述的强烈反对，于仲文不得不搁置渡河之议。
帝国大军陈兵鸭绿水西岸，直接威胁平壤，平壤当然心慌，于是乙支文德临危受命，亲自渡河而来，一则代表高元与帝国军队进行投降谈判，拖延时间，二则打探帝国大军的虚实。于仲文无意谈判，打算直接扣押乙支文德，把这位送上门来的叛虏统帅抓起来，哪料却遭到了尚书右丞刘士龙的坚决反对。
刘士龙并不是蓄意违背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拿了高句丽人的贿赂，而是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远东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出发，坚决反对扣押乙支文德。
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来说，刘士龙代表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利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反对皇帝发动的东征，他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从远东国防和外交战略来说，帝国需要维持远东政治局势的平衡和稳定，高句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核心“棋子”，假如把这颗“棋子”拿掉，则远东必然陷入混乱，必然会影响到帝国的整个国防和外交战略，所以高句丽这个番邦还是要存在下去。既然高句丽王国还要存在下去，那么东征便是以武力重创高句丽，摧毁其扩张称霸的野心为主要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刘士龙认为，不能就地扣押乙支文德，相反，要放了他，要利用他在平壤的威望和权势，尽快促成高句丽的投降，继而结束这场战争。
宇文述反对放走乙支文德。从当时战场形势来说，的确不能放走乙支文德。在高句丽，乙支文德的作用超过了十万大军，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人所皆知。然而，于仲文出自关陇虏姓大世家，是关陇鲜卑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而关陇鲜卑贵族集团正是帝国中央集权制改革下的利益严重受损者，因此在反对改革的政治立场上，它与关陇本土汉姓贵族集团是站在一起的，双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于仲文竟然“匪夷所思”的接受了刘士龙的劝说，放走了乙支文德。
宇文述愤怒之下，不顾后果地即刻奏报皇帝，状告于仲文和刘士龙。于仲文“迫于无奈”，突然又改变主意，要以精骑出击，抓捕乙支文德。
至此，刘士龙恍然大悟，自己上了于仲文的当，而宇文述同样发现，自己竟给于仲文“算计”利用了。
于仲文要渡河，要杀奔平壤，要拿到功勋，要巩固自己在帝国的权势，增长自己的实力。实力决定一切，有了更强的实力，才能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有了话语权，才能影响帝国的国策，才能维持本集团的政治利益。当时于仲文是军方大佬，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像当年的楚国公杨素一样以军功为基础跨入中枢，所以东征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定要渡河，一定要杀到平壤，而放走乙支文德，正好激怒了宇文述，迫使其与刘士龙“狗咬狗”。两人之间的矛盾骤然爆发，刘士龙因为担心宇文述的告状而遭到皇帝的惩罚，迫不得已之下只好转而支持于仲文派遣精骑渡河抓捕乙支文德。
宇文述明知上了于仲文的当，明知自己“独木难支”，但还是极力劝阻于仲文渡河，原因很简单，大军粮草正陷入空竭危机。
此次远征，因为路途遥远，粮草补给困难，帝国卫士们不得不携带百日粮秣，加上排甲以及衣资、戎具、火幕等器具，每人负担至少三石以上。以卫士之力，根本承受不了在如此大的负重下长途跋涉，但皇帝有命令，“遗弃米粟者斩”。帝国卫士们迫于无奈，只好在晚上宿营时，于幕帐中挖坑掩埋粮食。如此一来，大军行程尚未过半，粮草却所剩无几。九路统帅对此心知肚明，但大家谁也不说，也不去惩罚士卒，因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兵，惩罚了自己的兵，必然寒了自家兄弟的心，严重打击士气不说，还自曝家丑，自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