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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元传出命令,巡察使团连夜起程,沿河而下,飞赴长河。又向沿河郡县传出命令,增援军队火速赶到长河集结。

长河县位于平原郡的西边,与清河郡、信都郡接壤,白沟穿境而过,距离平原郡治府安德城只有几十里。如果要驰援大柳集和安德城,取道长河是最近的路程,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就近向信都郡、清河郡求援,但也有不利因素,长河县距离高鸡泊只有一百多里,距离豆子岗也只有一百多里,也就是说,长河县与平原郡治府安德城一样,都处在河北叛军的活跃地区,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叛军的攻击。

游元放低了姿态,主动配合伽蓝,而伽蓝虽然没有与其握手言和,但因为崔逊从中斡旋,伽蓝也没有过分限制巡察使团的活动,只要使团的船队行驶在运河上就行,至于游元和河北地方豪望如何密谋筹划,他视而不见,一概不问。

两百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伽蓝带着龙卫统飞驰在运河北岸大堤上,南岸大堤上则是从河间郡就追随而来的沿河地方豪望的乡团、宗团队伍。过去这么多天了,这支队伍的人数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不是东光县的元务本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加入其中,这支“别军”可能连三个团六百人都凑不齐。

因为在白桥禁军和别军发生了流血冲突,双方结下仇怨,而游元和崔逊不但未能帮助河北人讨回公道,反而受到禁军的威胁,不得不接受禁军的安排,急速赶赴长河,把一路追随而来的豪望武装也带进了危险之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两人的权威。

其实在伽蓝看来,自己还是高估了游元和崔逊在河北的影响力。本以为两人到了河北,登高一呼,响者云集,谁知事实和想像出入太大。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游元竭力全力集结的“别军”完全没有形成规模,无法给他以武力支持,这一困境让他在推行自己策略的时候遭遇到了重大阻力。叛军突然围杀平原郡守和攻击平原治府,伽蓝突然发难坚决捍卫自己的军权,实际上都是在“欺负”他手上没有军队,没有武力。

河北的一二流大世家毕竟有限,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毕竟占据大多数,虽然有限的一二流大世家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以及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些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实力总和,但在非常时期,比如今日河北烽烟四起,叛贼纷纷举旗,局势一片混乱,地区的势力均衡正在被打破,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正在竭尽全力用暴力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时候,一二流大世家还想重建昔日地区均衡,还想维护既得权益,那就是一厢情愿了。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都会迷失,尤其那些世世代代高高在上的大世家大权贵,常常更不愿意承认和接受残酷的现实。

就以河北大世家来说,他们在关陇人的遏制和打击下,原有的利益正在急骤削减,河北权贵集团在这一地域的整体利益正在急骤减少。整体利益减少了,肥肉严重缩水了,但大世家仍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原有利益,为此他们就去侵占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损失越来越大,于是就把这一损失转嫁给了普通平民。于是从官府到豪望,都加大了对平民百姓的剥削,最终矛盾激化。天灾来临,平民变成灾民,灾民再变成饥民,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损失也就无从弥补了,愤怒之下,他们就带着饥民造反了。

他们第一个要造反的对象是官府,其次是“压榨”他们的大世家,但因为地域利益的存在,因为要面对强大的帝国政权的镇压,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大世家,而大世家则拿他们做“博弈”的工具,与帝国政权进行殊死较量,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

换句话说,大世家的利益得失与帝国利益的大小有关,很多时候必须兼顾帝国利益,不能让帝国衰退,更不能让帝国倒塌,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是可以拿来牺牲的。

大世家与三四流郡望、不入流豪强的利益诉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必然产生剧烈冲突。现在河北的形势就处在大爆发的边缘,大世家与三四流郡望、不入流豪强之间的冲突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游元和崔逊是不是坚决支持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用暴力手段对抗帝国?显然不是,禁军在白桥痛下杀手,而游元和崔逊在事前都没有阻止,在事后更没有为他们讨回公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错,河北叛军围杀平原郡守和攻打平原治府安德城,的确是为了胁迫游元和崔逊支持他们,支持他们阻断永济渠水道,让皇帝的东征失败,给帝国以重创。而要阻断永济渠水道,首先就要击败关陇人,把所有在河北的关陇贵族官僚和他们所统率的武装统统摧毁,而伽蓝和他的禁军龙卫统就是首要目标。但这显然逾越了大世家的底线,损害了大世家的利益,游元和崔逊不可能接受。

禁军在白桥痛下杀手,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游元和崔逊对河北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试图以武力胁迫他们的一种“反击”,一种警告?

帝国驿站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大运河。当一匹匹驿站快马把最新消息,在最短时间内传递到沿河郡县的官府、郡望和豪强的手中之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游元的策略,遵从游元的命令,维护大世家的权威,将很快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