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秦王杨俊是先帝第三子，根本无意争夺皇位。今日越王杨侗是皇次孙，距离皇位更是遥远。偏偏两任皇帝都把中土第一高门放到了他们的身后，实际上也就是把大部分山东权贵的力量放到了他们背后，于是他们被推到了关陇权贵的对立面，你死我活的搏杀也就开始了，无从逃避。这就是皇子皇孙的宿命，为了江山的稳固，必须做出牺牲。

崔氏被推上了皇统之争的大船，身不由己，不得不斗，不得不杀。上一次他们斗败了，这一次呢？这一次越王杨侗距离皇位更远，崔氏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

崔氏切齿痛恨。这太无耻太阴险太欺负人了。博陵崔氏四大元老都死了，清河崔氏现在根本进不了中央，崔氏青黄不接，其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今日崔氏日暮西山，虽不至于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但伤痕累累，难以为继，偏偏这时候今上却要“痛打落水狗”，非要置崔氏于死地。是可忍，孰不可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当真以为我崔氏没有还手之力？

崔氏早就开始布局了。大河南北的义军蜂拥而起，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局势越来越严峻，其背后推手正是山东大权贵，而推波助澜的就是地方官僚和地方豪望。两场天灾却演变成了熊熊燃烧波及整个山东的“叛乱”，其混乱的不仅仅是地方局势，失去的不仅仅是中央财政，更重要的是让中央威信丧失继而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一旦地方和中央形成对抗，不要说今上的改革和新政的实施寸步难进，就连杨氏皇族的江山都岌岌可危。

你不让我活，我又岂能让你独存？

今上和中枢的改革派大臣当然意识到了危机，但东征必须胜利，否则皇帝和中央的威信就没有了。为了取得东征的胜利，就必须遏制和打击山东权贵，警告他们不要进一步混乱地方局势，借助连绵不断的“叛乱”威胁和对抗中央。崔弘升的死，其中就包含了“警告”的意思。崔氏是山东权贵的领袖，打击崔氏，等于恐吓了山东权贵。如今更进一步，把崔氏推上皇统之争的大船，以此来直接威胁山东权贵，警告他们不要在东征一事上设置阻碍，不要断绝永济渠粮道，否则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今上派遣治书侍御史游元和监察御史崔逊南下黎阳督运粮草，实际上就是让山东人和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人斗，让山东人和关陇人大打出手。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然后今上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裴世矩料定伽蓝必定会借助游元之力，必定会向游元透漏杨玄感阴谋叛乱一事，而游元会推断出裴世矩的真正用意，意识到山东人在这场争夺中占据了优势，必定会出手“攻击”关陇人，但关键问题是，游元未必会愿意帮助皇帝打赢第二次东征。

于是，裴世矩又安排了崔逊南下。崔逊必定会和薛德音见面，这两人相见之后，未来的局势就明朗了。

杨玄感一旦叛乱，其首要目标肯定是东都洛阳。

杨玄感或许想率军北上，在切断永济渠粮道的同时再切断远征军的归途，活活把远征军“饿死”在辽东，但他的北上必须赢得山东人的配合，否则，他根本就到不了涿郡。然而，山东人绝不会配合他。皇帝死了，中央崩溃了，受益最大的是以杨玄感为首的部分关陇权贵，而这些权贵一旦窃取了天宪，掌控了帝国权柄，还是要打击山东人，所以，山东人只会在杨玄感叛乱后，配合皇帝和中央屠杀关陇人，然后取而代之，蜂拥进入中枢，执掌权柄。

杨玄感无法北上，只有去打洛阳，去打关中。洛阳一旦失守，罪责就是越王杨侗的，而崔赜做为越王杨侗的长史，镇戍东都的第一高参，罪责更重。崔赜所属的崔氏高门完全可以在危急关头最大程度地借用和调度山东权贵的力量，内外夹击杨玄感的叛军，守住洛阳，所以洛阳一旦失守，崔赜和崔氏固然受到严厉打击，山东权贵集团也跑不掉，也要遭受池鱼之灾，再加上山东权贵暗中利用山东义军威胁和对抗中央，可以想像，皇帝和中枢必定会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给予山东权贵以重创。

皇帝和中枢打击了关陇人，又打击了山东人，可谓一箭双雕，如愿以偿地遏制了权贵集团对新政的阻挠和对抗，接下来帝国的权贵集团实力不济，必定在皇帝和中枢的打击下一败涂地，最终拱手交出既得利益，承认最新的严重“缩水”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

如此倒过来推断，皇帝此刻把杨玄感放在黎阳让其居中督运粮草，让崔赜辅佐越王杨侗镇戍洛阳，让游元和崔逊南下督察永济渠水道和远征军的粮草运输……把这一系列的部署联系到一起，其意图也就呼之欲出了。

只要杨玄感叛乱，只要山东人和关陇人两虎相争，大打出手，那么皇帝就可以果断放弃东征，率军南下平叛，把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和山东乱局背后的“黑手”山东贵族集团“一网打尽”，而这两大权贵集团也是阻碍和对抗中央“新政”的主要力量，把他们一锅端了，新政的推进还有多大的阻力？

西征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和中枢的权威，而提高权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新政，推行新政的最大阻力就是权贵集团。谁敢说，此次事件，就不是皇帝和中枢为了打击权贵集团而故意设下的一个局，有意挖掘的一个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