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将闾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司马尚等代北统率向他施加压力，希望他从代北利益出发，阻止咸阳削减军队，阻止咸阳征募代北青壮补充军队。从代北的立场出发，不管是代北军队还是代北的青壮男丁，都意味着代北实力，代北人不愿意看到代北整体实力受损。王贲等老秦统率也向他施加压力，希望他即便阻止不了军队的削减，但最起码要阻止咸阳征发代北兵役，只要代北边郡的军政官长坚决反对征发代北兵役，那么军队的削减也就无从实施。

公子将闾派人请来医匠给宝鼎诊治。或许是疲劳过度、心力交瘁的原因，病来如山倒，宝鼎很快便在“冷热”夹击下躺倒了。

公子将闾始终待在宝鼎的身边，寸步不离。期间王贲和统率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先后前来探望，看到宝鼎昏睡不醒，众人感叹之余，不免想到近期咸阳政局和国策的变化，可以想像一下宝鼎在其中所耗费的巨大精力。

宝鼎和北疆武力是咸阳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足”，宝鼎必须和北军将士始终保持利益上的一致，这股政治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如今北疆武力更强了，宝鼎的权势看上去更大了，但实际上内部所蕴藏的矛盾也因此放大，并形成了冲突。

宝鼎以十万北军回镇京师赢得了咸阳在国策上的改变，始皇帝和中央从此策中受益，以贵族集团为后盾的地方势力也因此受益，但宝鼎和北疆武力却没有受益，相反，利益遭到了惊人损失，不但军队削减了，就连从中央获得的财政支持都大幅削减了。

宝鼎和北军将士在利益上的诉求发生了直接冲突，这必然影响到了宝鼎对北疆武力的控制，影响到了这股政治力量在咸阳政治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

难道宝鼎不知道实施此策的后果？现在咸阳的国策已经改了，“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已经在中土急速推行，今年“上计”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急剧减少，已经影响到了中央诸多国事决策的进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疆战事再起，咸阳下令抽调十万北军将士回镇京师的命令被“间接违抗”，而中央财政对北疆投入的减少让北疆战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假如北军内部矛盾爆发，某些愤怒得失去理智的北军将领消极怠战，甚至故意把匈奴人放进长城，让北疆局势陷入空前危机，那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宝鼎可能“倒塌”，北军可能分裂，而宝鼎和北疆武力所构建的政治力量可能瞬间消亡，咸阳政局再度发生剧变，由此必然影响到一系列国策的变革和中土的统一大局。

王贲等老秦统率正是以此来胁迫宝鼎。

统一大局不能毁坏，国策不可更改，咸阳的命令也难以废弃，既然如此，那么就用其他的办法来弥补因此而造成的北疆利益的损失。

从他们的立场来说，同样不愿看到宝鼎的“倒塌”，宝鼎的“倒塌”意味着咸阳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后果是贵族集团尤其是“分封”贵族集团所无法承受的，特别是当前局势下，地方势力没有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要宝鼎和北疆武力来牵制或者抗衡始皇帝和咸阳宫。

宝鼎和北疆武力一旦全力支持“分封”贵族集团，那么“分封”就是大势所趋，无可阻御，但宝鼎坚持的是“集权”，所谓有条件的“分封”不过是实现最终“集权”的过渡，当然，这也可能是宝鼎的“迂回”策略，不过“分封”贵族集团已经没有足够耐心等待宝鼎真实意图的暴露，他们急不可耐了，为此，他们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北疆武力，控制这“第三足”政治力量。

宝鼎是这“第三足”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杆大旗不能倒，既然不能倒，又无法迫使宝鼎改变其政治理念，那就只好控制北疆武力，架空宝鼎，继而实现“分封”贵族集团和北疆武力的结盟合作，如此则“分封”可成。

王贲是大秦本土豪门贵族的代表人物，是老秦功臣们的“统率”人物，是“分封”贵族集团的“领袖”人物，而公子将闾也是一样，他在“分封”贵族集团中属于宗室一系，是当前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分封诸侯”最近的一个贵族集团，他对“分封”尤其的渴望和急迫。李信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老秦少壮派功臣虽然肯定不能从分封中获得诸侯王的地位，但一旦在“分封”中建功，那么做个侯、伯级别的诸侯国君还是绰绰有余。

军队里的“分封”贵族们的联合是一种必然，就如中央和地方上的“分封”贵族们联合对抗始皇帝和“集权”贵族们一样，大家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所做的谋划和实施的计策当然也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