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对宝鼎的建议颇有兴趣，打算召集太子和中枢大臣们仔细商讨一下，但此策对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太大帮助。

若要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宝鼎的这一说法深得始皇帝的赞同，但问题是，太子的政治理念与始皇帝的治国方针有冲突，始皇帝担心自己升天之后，太子会改变帝国的既定国策，让帝国的政治轨道偏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始皇帝非常焦虑，打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确保帝国的政治轨迹可以历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不变。

始皇帝能否达成自己的愿望，宝鼎的态度很关键。

宝鼎很努力，在政治博弈中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他联合始皇帝遏制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阻止功臣们加建更多封国的图谋，同时却又利用功臣们的力量对抗中央集权，尤其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不遗余力的阻扰中央增赋加税和打击工商业。

但是，宝鼎始终不干涉中土思想文化的统一。始皇帝和中枢一直非常重视大秦的学术文化建设，宝鼎更是屡次提出建议，甚至一度以武力从齐国的稷下宫强抢诸子大贤，淳于越等关东大贤就是被他“抢”来的。奇怪的是，自从宝鼎出任太傅，主导国策变革以来，宝鼎就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块，更绝口不提他曾经非常推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建设战略。

宝鼎可以回避中土的文化统一，毕竟他这几年的重任是镇戍北疆、戍卫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却无法回避，于是各种变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议政制度，比如大学宫制度，比如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关东士人入仕的选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统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牵扯到的是大秦军功贵族和关东士人对利益的争夺，于是冲突层生，矛盾激烈，弊端渐大。

大秦的豪门贵族在保住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情况下，借助中土文化统一之便利，把关东士人拉进了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之中，这无疑直接损害了大秦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而寒门出身的军功贵族正是大秦法家学术思想的拥护者，是“法治”和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也是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基础力量。

可以想像，中土文化统一的背后蕴含着多大的利益之争，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持“集权”和“分封”两大政治理念的贵族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宝鼎当然不会轻易介入这种深层次的斗争，这对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一旦处置不好，必然遭到始皇帝和豪门贵族的前后夹击。

宝鼎的确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深层次的斗争。

以史为鉴，无论他支持哪一方都是错误的，即便他拿出来的在法学法治基础上融合儒学礼治思想的策略，也是没有先例没有标准答案的。

历史如果改变，帝国如果世代延续，那么中土文化统一的土壤也就彻底改变了。可以肯定，始皇帝和宝鼎这一代人根本解决不了，也没有那个条件去改变，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这片土壤培植出符合在这片土壤上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这需要时间，需要后世子孙和一代代的士人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宝鼎现在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改变历史让帝国生存下去，第二让帝国休养生息走向富强，第三，帝国和平统一了，国富民强了，中土这片土壤自然就会开创出新思想新文化这朵璀璨花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时代的统治阶层肯定要寻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道路，而做为统治阶层的核心中土士人阶层理所当然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

只要有合适的肥沃的土壤，即便我自己培植不了花朵，我也完全可以想方设法让合适的人来培植出美丽的鲜花，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是解决帝国深层次矛盾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