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氏倮当年对宝鼎母子的“投资”获得了堪称“神迹”般的回报，如今乌氏倮因为对大秦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被秦王政特封为伦侯爵，在义渠族中更是等同于部落王，享受着和大秦封君一样的待遇，可谓名利双收。

但私营冶铁和制造武器，对大秦来说始终是个隐患，所以当统一战争进入到尾声，而中央财政行将崩溃之际，没有在这一块获得直接利益的贵族们就急不可耐地拿出了改革措施，建议中央马上修改律法，把所有关系到国祚安危而又能给中央带来财政收入的私营工商领域统统改为“国有官营”。

这一措施得到了秦王政的赞许，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治粟内史冯去疾、少府王戊和廷尉卿李斯等中枢大臣们也是一致赞同，但因为此策一旦实施，目标就是以武烈侯为首的宗室贵族和以隗氏为首的外戚贵族，所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至今还停留在讨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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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选择的双方合作的切入点非常好。

宗室和外戚始终是王国的大贵族，是统治阶层的高端所在，掌控着王国最多最大的权力和财富，这个以宗法和血缘组成的豪门贵族集团与以军功、文学而逐渐崛起的集中了豪门和寒门的贵族集团在利益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宝鼎先是以“立储”把符合自身利益的宗室和外戚贵族拉到了一起，然后又以工商制度改革为切入点，重建了与以隗氏为首的楚系集团之间的合作。

宝鼎早在很多年前就曾说过，大秦在“法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体现在工商制度上就是“国有官营”，而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对中央财政来说的确有好处，但在长期内，它将制约和打击工商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央财政收入，还阻碍了王国的发展，严重制约着国力的提高。

咸阳宫的发展理念是国强，然后则民富，而对当前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贵族们来说，则主张民富，然后则国强。这两种发展理念体现在国策上都是“与民休养”，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比如在工商业领域，一个就是坚持国有官营，一个则坚持放任的自由经济，其实也就是工商业的私营化。

宝鼎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私有化”，从土地到工商业，他都坚持私有化，坚持放任的自由经济，主张中央在这些经济领域以“无为而治”为基本原则，努力发展农耕和工商，先让饱受数百年苦难的中土普罗大众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然后王国再以赋税改革来调整中土财富的再分配，让中央的财政收入逐渐增加，继而达到强国的目的。

中央没有财政，能干什么？为了财政收入，就必须“取之于民”。

民不堪重负，又如何安居乐业？不能安居乐业，看不到生存希望，民自然就要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战，那时国祚岌岌可危，哪来的中央财政？

中枢于是激烈博弈。

宝鼎若想让大秦国策依循自己的发展理念而前进，他必须在朝堂上获得足够多的盟友。

为此，公子扶苏要回京，要做储君，要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

公子扶苏的政治势力的主要组成就是宗室和外戚，于是宝鼎利用公子扶苏这个储君身份，把矛盾层生的宗室和外戚拉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