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与野离氏的会面，杨浩已成功地说服了苏喀，为芦河岭的百姓们暂时解决了来自党项七氏的危机。苏喀已同意回去后约齐七氏族长，来晋见李光岑大人，同时派遣信使，“再一次”向夏州“臣服”。

草原上的战争远比中原要简单的多，这倒并非因为草原上的人心思简单，而是因为草原上的社会结构、政治架构与中原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体制远没有中原那样健全，头人也无法对部属像中原那样进行严密的控制。

所以草原上的战胜者只需要臣服，没有可能去对战败者进行完全的控制和管理。你臣服了，那就在你的族群活动区域内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就是，仗打完了，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松散的社会结构、逐水草而居的流浪生活，使得各部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党项七氏只要拱手臣服，战火就会消散，而党项七氏对本部族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不会受到夏州李氏的挟制。除非，夏州打的是灭族的主意，或者吞并诸部，而现在的夏州，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

杨浩要求党项七氏向夏州臣服，当然只是权宜之举，尽管如此，他还是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了倔强的苏喀及其族中主战的诸位大人。杨浩开出的条件、描绘的前景，的确让这些骨头最硬的草原汉子也无法拒绝。

党项七氏原本就极贫穷，夏州要求他们每年供献的牛羊、皮毛、财帛数量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所以忍无可忍时他们就发兵反叛，被打败了就继续苦捱，这个戏码总是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上演着。

杨浩要他们暂且对夏州表示臣服，偃旗熄鼓重回牧场，然后暗暗积蓄力量，待到兵强马壮，军械齐全，那时再七部会盟向夏州发难。至于这卧薪尝胆、蓄积力量的途径，就着落在芦河岭上。

草原上的物资，其实贩卖到中原是有暴利可图的，问题是与中原的通商途径一直是牢牢把持在夏州手里的，党项七部只能把他们的物产廉价出售给夏州，由夏州辗转运去中原贩卖，这些物产即便经过折氏地盘再进入中原，中间层层抽取重税，最终所得仍比付给党项七氏的金钱超出十倍不止。

夏州拓跋氏实际上是抽了党项七氏的血灌输到自己的血脉中，保证了他们始终比其他七氏强大，党项七氏一面把自己的敌人培养壮大，一面苦于无法挣脱他们吸血似的盘剥，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公开抗拒夏州，又无法击败夏州，他们得到的不但是夏州的征讨，而且连盐巴、铁锅、布匹等一些生活必需之物都要失去着落。

杨浩的意思是，芦河岭是汉人之地，无论是麟州杨家还是府州折家，都没有可能限制芦河岭汉民的经商采买。而且折杨两家看似彼此关系牢不可破，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也是有所忌惮的，都不愿把触手伸入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这样一来，双方就人为的产生了重重障碍，而芦河岭的汉民却可以成为中间的缓冲。

府州折家实际上与夏州李氏同出一源，都是鲜卑皇室后裔，而麟州杨家才是真正的汉人。彼此统治阶层的文化差异、族群差异是他们产生芥蒂的一个方面。另外，杨家势力崛起的历史因由也是一个方面。

麟州原本是折家管辖的地盘，几十年前，正值天下大乱，折家也为强敌攻击，为了护住折家发迹的大本营府州，折家被迫收缩兵力，将大军从麟州撤了出来，麟州一时形成权力真空。

当地大豪杨信早就组建了私家军，最初只是为了在乱世中自保。如今麟州群龙无首，他便占据府城，自封刺吏，统治了麟州全境。待到折家解决了强敌腾出手来，杨家已经在麟州站稳了脚根。

出于种种考虑，折家没有用武力夺回麟州，而是选择了与杨家结盟，他们虽然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对夏州李氏的忌惮而结成了亲密同盟，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不能如同一家，而且他们在结盟的同时，在彼此边境原本也都屯结重兵以做防范的，对往来两州的行商客旅更是限制极严，这种状况直到比折御勋年长一岁的大姐嫁给了杨信长子杨继业，这才缓和下来。

芦河岭位居这块富饶的三不管地带，是出于这种政治、军事原因才形成的。为了避免刺激其他两藩，三藩甚有默契地都不把自己的势力延伸过来，这样，芦河岭这种看似姥姥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角色反而成了一层保护色，使他们以相对中立的优越地位可以起到左右逢源之效。

芦河岭可以通过这个与三方直接接壤的地方，暗中购买党项七氏的皮毛、牛羊、草药等物，以比夏州更便宜的价格贩往麟、府两州和中原。再把党项七氏必需的盐巴、茶叶、布匹，甚至一些武器，秘密贩卖给他们，壮大他们的实力。而这些事，折杨两藩既不方便自己出面，一旦亲自插手也无法均衡分配彼此利益，双方都信不过、都不会过份接近的芦河岭汉民就成了最合适的中间人。

芦河岭成为连接三藩的一个重要商业流通渠道之后，不出两年，在暴利的诱惑下，无论路途多远，各地商队就会蜂拥而来。而西北党项各部、甚至更偏远的杂胡部落，甚至回纥、吐蕃这些强大势力也会闻讯赶来交易，那么一个以芦河岭为核心形成的交易圈很快就会形成。芦河岭的独特地位和经济实力就会迅速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