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些钱十分之一让各班当做班费，剩下的全捐给红十字会。”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也了解到了您们这边的情况。”侯老师解释着自己的目的，“学校开会通过，就是这个义卖的钱，我们一部分换成文具加上剩下的现金，通过快递送到咱们这边来。”

对方校长没有矫情的推脱，半晌儿没再说什么感谢的话语。

“为了学生们。”

阳光顺着窗户洒满了校长室，山区的湿潮气息被一扫而空。

两位老师坐在办公室里，良久也没有再开口。

侯老师打量着屋里简单的陈设——一桌、一椅、一个十几年前款式的旧沙发、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铁皮书柜。

对面那学校的校长就坐在椅子上，带着个摔断了半条眼镜儿腿儿的眼镜儿，那手里的钢笔蘸了蘸桌面上的红墨水儿，批改着厚厚一沓学生作业。

“您用这个吧。”侯老师看的心酸。十几年前，城市里的老师也是用钢笔蘸墨水判作业，中指靠着食指的一侧常常起了茧子，染上红墨水儿，刚洗掉，便又上了一次色。

“不用了，这么多年我习惯了。”看着侯老师递过来的签字笔，摇了摇头，扬了扬手里的钢笔，“还是这些使着顺手儿，还不用浪费那么多塑料，环保！”

侯老师收回手里的红笔，揣到兜儿里——学校每年开学都会给老师配发足够的签字笔，红笔黑笔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存了一大摞。

“希望你将来能够来北京啊，你一定可以的！”课程交叉，盛安宁几个人和张党星聊了起来。

“我高一的时候真的没你记得这些这么清楚。”盛安宁颇为真诚，“我是真的懒得背，临阵抱佛脚那种。”

“回头2022冬奥，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啊，到时我们也可以教你滑雪！”

盛安宁几人已经听说了张党星家里的故事，劝慰是没有意义的，越刻意的避讳，有时候往往适得其反。

“好，谢谢你们。”张党星微微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