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屋的人时不时嫌弃地瞥她一眼。一个上岁数的斯文女人，看不过眼她那埋汰样了，扯了一条毛巾递给她。

“老太太，你进来了，就得想着怎么向政府坦白交代，争取能早日回家。在这里再怎么哭，也都是没用的。谁叫你犯事儿进来了呢。”

老太太“嗷”地一嗓子，把递毛巾的人吓了一跳。老太太不服气地说：“俺就打了她几个耳光，值得着把俺关大牢吗？这不是欺负俺老百姓吗？”

咦？老太太不哭了，还开口说话了！有好趣的搁下手里的扑克牌凑过来磨牙。

“老太太你打了谁啊？”

“把人打死没？”

“没死。”老太太横叨叨地回了一句，但是她的神情可反映出她没有理直气壮的底气。

“看老太太这模样也不是能打死人的。”

“那当然了。死刑的进来都要砸上脚镣的。”

“那打伤人的，进来也要戴几天手铐杀威啊。她怎么手铐都没戴？”

“老太太，你不是叫人蒙了吧？你连手铐都没混上，你是真的打着人了？别是吹牛逼的吧。”

几个女人的话越说越不堪，老太太被挤兑的脸红起来。她沙哑着嗓子喊道：“俺就扇了那娘们几个耳光，然后医院就给她把脑袋打开了做手术，说是脑袋瓜子里面的血管破了。”

围过来跟老太太闲磨牙的几个女人立即躲了，都似信非信地互相看看，然后心有默契地重新捡起了扑克牌，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她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老太太能把别人打得脑出血，还是躲远点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