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代表秘书监，来宫中向皇帝禀报废除国子监之后的收尾工作，因为国子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那就是为朝廷编修文史，也就是当世的出版社。

比如说之前的何氏工物的最后出版工作，就是由国子监主持，刊印之后发于书商售卖，历朝皆是如此，不是大唐独创。

很多用于给孩童开蒙的教材，以及有关四书五经的释义，新编，或是官府力主发行的文本，文坛巨擘的着述等等都由国子监刊行于世。

差不多就是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都是正经的读物。

其他不足以得到朝廷青眼的着述或是文章，则由书商们自行刊印发行，除非那些诽谤朝政，逆乱史册等等，被朝廷得知，必然会对相关人等予以严惩。

不过从汉代开始，碍于印刷技术落后，抄写的工作量又太过巨大，所以制作了一种叫石经的东西。

也就是让工匠们用一块石头把文字刻上去，任由人们自行拓印，于是解决了一些经典着述的快速传播问题。

而大唐有了活字印刷术，基本上不用如此，可如果朝廷集中了很多文人，着作了一部煌煌巨着的话，那时石经便又能派上用场，因为那样更具有仪式感。

国子监废除之后，秘书省会理所当然的接过了这个职能。

从元贞四年年末，朝廷正式刊印何氏工物，并进行了一拨宣传，之后在活字印刷术，还有竹纸的出现，都对此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只元贞六年，国子监就刊发了三部着述，其中为首的就是盖文达所着的春秋释讲，随即便收入了国子监和长安书院，当做学生必读的讲义。

这种操作是比较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之举，所以接着国子监又刊发了一部兵书，收录了一些隋唐名将们的着述。

其中摆在前面的就是李靖所着的阴符机一卷，六军境三卷，王账经一卷，意图非常明显。

文人们做起这样的事情来，总是给人一种欲拒还迎，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感觉。

当盖文达兄弟二人坏事之后，这些就都被翻了出来，成为了他们的罪状之一，盖文达的春秋释讲也被人批驳的体无完肤，随后便被移出了长安书院的教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