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娜并不指望着自己能够奇迹般治愈。她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得知自己已经是四期患者之后，克伦娜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必然会在数年之内撒手人寰的事实。

残忍的事实无法改变，但克伦娜并没有完全放弃，她打算做点什么。

发表声明是她打算做点什么的开端。克伦娜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所罹患的疾病和自己的派驻经历有关系。然后才能进一步去“做点什么”。一旦这个声明被通过，所有和她有过相同处境的战友就都可以以此为依据，向美军和美国政府索赔。同时va也必须为他们支付相应的治疗费用。

但是，克伦娜的声明已经别驳回了两次。她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正在恶化，下一次的听证会恐怕就是她这一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想要证明疾病和派驻精力有关，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被毒害的士兵绝对不止克伦娜一人，如果承认有关，这将是一大笔开支。

而想要解决问题，对va和美国政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拖下去。只要再拖一年甚至几个月，这些已经进展到癌症终末期的“麻烦”就会自然消失。

官僚系统的“优越性”在此展现的淋漓尽致。

克伦娜必须把事情从官僚体系里扭转出来。只有让社会舆论参与进来，她才有在死前达成目标的可能。

这件事情，对克伦娜来说意义重大。哪怕她会因此而失去大量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最后时光。

在作为一个母亲之前，她首先是个战士。她必须为自己的战友们争取一些什么。

而孙立恩则让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如果布鲁恩说的是真的，那么孙立恩一定是一名在学术领域有着相当知名度和权威的科学家。如果这样的一位科学家能够为自己证明，并且向va写一封信件，陈述事实并且施压的话，那效果一定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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