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选拔制度的修改。十六国时期，比如后赵石勒、石虎，前秦的苻坚都曾在选拔制度上做出修改，这主要是民族融合的需要。到了北魏，这种修改更加明显。

三是南朝自东晋灭亡，以低等士族出身的刘裕建宋之后，门阀政治便逐渐让位于低等士族所谓的寒士一族，历尽宋、齐、梁陈后，加上土断等政策的推行，门阀政治已经大为削弱。至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灭南陈，继而统一天下，周武帝宇文邕所极力提倡的儒学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兴的具有生命力的儒学、合理的田制（均田制）、分科考试的选拔制度（试经），然后在以武人集团主政的基础上实现寒士一族的崛起并就此压制和削弱门阀世族，应该可以抑止门阀政治的兴起，继而确保大汉的稳定和繁荣。

当然，历史有它的必然性，伟大如曹操这样的人物因为需要在废墟上重建社稷，他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所以最后也无法对抗颖汝士人集团和关洛士人集团，妥协了，虽然他也抗争过，比如利用各种借口诛杀孔融、杨修、崔琰、伏完等人。

曹操所杀的这些士人，正是河北和青兖徐一带的士人，他把根基之地迁到冀州邺城后，很大程度上要倚仗河北和青兖士人集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曹操利用自己沛谯士人和武人集团的力量，唯才是举，大力提拔寒士一族，同时又利用关洛和颖汝士人集团对抗河北和青兖士人集团。曹操成功击败了河北和青兖对手，但因为自身力量的不足，还是让关洛士人和颖汝士人把持了朝政。

司马家族发动“高平陵兵变”，夺取了曹魏权柄后，曹魏势力开始反扑，比如王凌、诸葛诞、毌丘俭、夏侯玄等一次次的攻击，他们都失败了，被冠以叛乱的罪名，而嵇康等名士更是因此死了一批又一批。

司马家族在屠杀的时候，并没有夺取曹魏的国祚，还是挂着魏的牌子，所以上述这些人在历史上就被大大地标上了“叛乱”的罪名。很多人习惯上认为这些人是“坏人”，其实，从曹魏角度来说，他们不是坏人，只不过历史是司马家族写的而已。

曹操最终还是败在门阀之手，杀了崔琰也挡不住清河崔家成为历史上第一门阀的脚步，他的失败令人深思。

我们做个设想。曹操挟天子号令诸侯是迫于无奈之下的政治赌博，他的实力在当时太弱了。当时能重振汉室的就是河北袁绍，假如袁绍忠诚于汉，假如袁绍能向门阀妥协（比如田丰、沮授、许攸，袁绍不听这些人的未必是性格原因，还有可能是权势之争，因为当时沮授的河北力量非常强大。），假如袁绍官渡打赢了，会不会还有大汉？

历史的必然告诉我们，不可能再有大汉，因为士人已经集体背叛了大汉，大汉因为自己落后的经文学造成制度上的落后，继而出现了外戚和宦官干政，党锢之祸连发，士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们试图重建一个新社稷，这是造成洛阳兵变联合讨董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次中兴大汉只是一个梦而已。

儒学不能重生，大汉就不可能复兴，但儒学重生，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历史并没有赐予这些条件，结果引发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

三百多年后，儒学从儒道佛之争中脱颖而出，历史终于在三百多年的挣扎后，用累累白骨创造了儒学新生的条件。

历史条件具备了，儒学新生了，制度走上了正轨，统一的路也就很近了，虽然历史上的前秦苻坚距离这一步也很近，但他却不可思议地失败了……

或许，用大汉族主义观点看，汉人丢失的江山，还是要汉人来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