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

从古到今，人们历来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

但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很多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人们发现了《黄帝四经》：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们才发现了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子之学，也不同于老庄之学，也解释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

※※※

“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

张释之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

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

两汉之际的道学：

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实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