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汉历经二十多年的战乱后，百废待兴，早已失去了推行礼治的条件，现在百姓最急需的不是道德教化，而是生存，是温饱，是谷粟和绢布，所以丞相大人实施了一连番的改制，这种改制迅速打破了国策核心的平衡，由此导致了大汉的学术之争越来越激烈，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也越来越残酷。这种关系社稷存亡的根本性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修正，中兴大业将很难持续而稳定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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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这几句话让赵云有一种醍醐顿开的感觉。

学术之争、权力之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但利益之争如果太激烈了，那就说明国策出了问题，仅仅靠严刑酷法强行镇制肯定解决不了，一味地打击和屠杀只能让矛盾越来越激化，只能让社稷形势越来越恶劣。

张燕从国策的核心思想，从礼、法的角度分析了矛盾激化的原因，现在朝堂斗争之所以白热化，不是丞相大人坚持以法立国以法改制的思路出了问题，也不是门阀世家坚持以德治国以礼改制的理念不对，而是儒家学说不适应时代，儒家学说无法让当前千疮百孔的社稷得到振兴，无法满足当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的需求。今天的大汉要想中兴，今天的大汉要想让百姓休养生息，需要一种能与之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学术思想。

“当年高祖皇帝打天下，到了关中后‘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苛法一律废除，百姓无不拥戴。”张燕轻策战马，继续说道，“大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他们希望朝廷废除秦朝的苛政，而高祖皇帝做到了，他承袭了秦朝的利民之策，废除了秦朝的所有苛政，结果有了文景之治，大汉在短短数十年内便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高祖皇帝立国之初，大汉一片废墟、民生凋敝、社稷不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急需解决，此时以道德修养为己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老学都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以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为主要内容的道家黄老之学随即应时而生。”

“到了孝武皇帝年代，大汉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学术，于是儒家学说登堂入室。”

“时代不同了，皇帝、朝廷和百姓的需求不同了，学术思想也要改变，也要发展，本朝四百年来的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子。做为后人，我们不但要以史为鉴，更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以保证社稷和百姓能够更好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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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已经明白张燕此趟晋阳之行的真正目的了。

此刻晋阳云集了襄楷、鲁女士、王真等大汉有名的道学大师，许劭、王剪、华陀、张机等人也都是兼学儒、道的大儒，如果现在张燕到晋阳提出推行道家黄老之学，势必会得到响应。

随着天子行台建立、南阳大战的开始，朝堂上权力争斗越来越激烈，形势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控制，处在权力漩涡中的长公主为了尽可能缓解危机，极有可能答应张燕和道学大师们的恳求，以朝廷之力广为推行黄老之学，从而打击和制约儒学，继而影响国策从根本上保护新政，并放弃维护门阀世家的利益，转而和丞相等改制势力携手重击门阀世家，彻底消除门阀世家对朝政的把持和影响。

说到底，张燕还是出身道家，对儒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满，《太平经》中的“以民为本、救穷周急”等治国理念对他影响太大，当儒家学说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就要重提道家黄老之学的论调了，但是，道家黄老之学自孝武皇帝之后就败落了，当年光武皇帝中兴大汉的时候，道家黄老之学也曾一度兴起，不过光武皇帝最后还是选择了儒学。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道家的黄老之学还能再次兴起吗？这似乎有些太过一厢情愿了。

赵云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飞燕兄，《太平经》你就不要提了，免得招惹祸事，至于黄老之学，现在重提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当年本朝崇道黜儒，也是有原因的，黄老之学除了可以与民修养外，也是功臣、外戚和郡国王不让皇帝干预郡国事务的借口。无为而治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分散、诸侯专恣、皇权受制等严重后果，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道家黄老之学不利于皇帝集权和社稷大一统，这一点早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代就已经颇受非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