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的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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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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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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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