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权柄的使用都要受到制约，去年年底青兖两州圈地炒地之事就是北疆人的权柄失去制约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如果不是大将军果断出手，中原大战的战果可能在旦夕之间丧失殆尽。同样，今年我们需要关、洛士人帮助朝廷稳定关中，但我们遇到了很大阻力，原因就是因为北疆人牢牢控制了权柄，他们利用各种办法排斥和打击北疆以外的士人，让他们很难有机会为朝廷出力。

北疆人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上也有严重问题。北疆人首先考虑的是边郡的稳定，是大漠的稳定，所以朝廷的很多财赋都用在了边郡的治理上，对胡族的政策也倾斜得非常过分。北疆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支撑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贾的帮助，所以北疆人对营商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兴趣，给予商贾的待遇很高，很多商贾不但成为士族，还入朝为官。当然了，这和他们尊崇大儒王符的《潜伏论》有很大关系，认为营商可以增加财赋收入，但营商获利便捷，收益大，人皆向往，对农耕和财赋会产生很大影响，时间久了，对社稷的危害显而易见。

北疆人中很多出身黄巾军，他们对土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挚爱和恐惧，他们想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土地，但又担心每一个人会失去土地，所以对新田制的推广非常狂热，实施起来的时候一丝不苟，近乎苛刻，不愿意做任何变通。其实任何一种制度要想成功，都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北疆很成功的办法，照搬到中原未必成功，但北疆人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遇到阻力的时候不是及时做出调整，而是利用严刑酷法予以镇压，手段极为血腥。很多矛盾和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

今年，赵岐老大人突然提出定都长安，而北疆人几乎无一例外鼎力支持。定都何处，关系汉祚命运，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但北疆人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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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攸说了很多，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北疆人的权柄要受到制约，如果增兵，北疆人权势更大，将来无法控制，中兴大业可能失败，大汉可能倾覆。

第十章 问鼎中原 第五十节

丞相蔡邕、御史大夫刘和、将作大匠孔融等大臣借着荀攸的话，对制约北疆权势提出了几点建议。

北疆人主要集中在尚书台和外朝诸府。尚书台自从搬到皇宫外面后，不但依旧控制着一部分决策权，还掌握着相当一部分执行权。很多时候尚书台在做出决策后自己就下令执行了，有些决策如果在商议过程中遇到阻力，尚书台也常常利用自己的权势联合外朝中的北疆大臣先执行。虽然张范、崔琰、司马朗等大臣都在尚书台，但相比强势的李玮和在尚书台中占据大多数的北疆人，他们势单力薄几乎没有说话的份量。

本朝国政大事由“四府合议”后再做最终决策，一般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和太尉府、大司马府发生争论的时候，长公主都要征询尚书台的意见，但尚书台肯定站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的对立面，迫使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做出妥协和让步。因此，要想制约北疆人的权势，首先就要削弱尚书台的权力，但大司马大将军李弘督领尚书台，不能公开削权，另外尚书令李玮在前段时间主持重订了诸府权责，已经主动让出了一部分权力，不好再步步紧逼。

蔡邕等人认为，为了进一步限制北疆人对朝政的控制，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外朝权柄。太尉徐荣主动请辞，其实就有以太尉一职换取外朝同意增兵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老大臣杨彪取而代之。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关、洛士人拉进朝堂，迅速稳定关中，同时又能加强外朝权柄。

外朝权柄强大了，“四府合议”的时候我们就能占据优势，让尚书台在无形中失去一部分决策权。尚书台的决策权少了，执行权的使用就要大打折扣，对朝政的影响就越来越小，继而可以把它重新迁回皇宫，和中书监并列。这样一来，北疆人无论在外朝还是内朝，都无法形成干涉朝政的力量，制约北疆权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时候，外朝拥有了比较完整的相权，而中朝和内朝也拥有了绝对的皇权和一部分核心相权，官制上更为合理。几年后，殿下可以让中书监掌控决策权，让尚书台掌控执行权，进一步削弱尚书台的权力。尚书台的权力越小，督领尚书台的大将军的权力也就越小，大将军手上的兵事决策权也会受到极大限制，这可以逐渐削弱和制衡大将军的权势。待天下平定了，陛下开始亲政的时候，大将军就可以把手上最后一部分兵权交出来了。

这种办法，无论对大汉社稷，对中兴大业，还是对大将军和北疆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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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主面带笑容，目光从蔡邕、刘和、钟繇、孔融、张邈、荀攸、张范、崔琰等大臣脸上一一扫过，但心里的火气却越来越大，她愤怒得几乎无法听下去了。